上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上海。一时间，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和公共租界成为上海“市中心”的代名词。外国资本的注入，带来的却是一种“畸形繁荣”：一边是获益颇丰的资本家、飞涨的物价，另一边工人的收入下降，生活情况愈益艰难。其中，受影响最深的行业要数纺织、水电以及公共汽车电车，而由此爆发罢工运动最多的也要数这几大行业的一线工人。

　　作为解放战争时期上海战斗力量最强的一支工人队伍，法电工人始终奔走在上海工人斗争的前列。而他们当年的模样如今正静静地被展示在重庆南路275号上海巴士第四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法电六烈士纪念堂内。

　　今天，让我们一起推开历史的大门，一起回到那个法电工人热血奔走的年代……

　　记者寻访

　　大隐隐于市的红色纪念堂

　　经常开车的朋友一定知道，沿着重庆南路由南向北方向，穿过徐家汇路，驶上高架时右手边总能看到一幢六层楼高的公交车停车场，那里是上海巴士第四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办公地。

　　沿街的马路车水马龙，而公司内一侧的小道则出奇得安静。径直向里走去，穿过职工食堂和职工休息室，走进裙楼一号楼，一块红色的匾额引人注目——“烈士纪念堂”，“这里面纪念的是我们巴士四公司职工的‘魂’！！”巴士四公司工会主席项志良如此介绍道。

　　1906年7月，由法国资本家成立的法商电车电灯公司（简称“法电”），正式成立，营业办事处位于吕班路康悌路带，下设车务部、机务部、电力部、自来水部等部门，原上海法租界集电车、电灯、自来水三位一体的垄断性市政公司。公司创办以后，凭借法租界势力压迫与统治工人，掠夺财富，一度遭到法电工人的强烈反抗。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到解放前夕，前前后后有着百余次的工人运动。

　　“当时的工人运动不是我们简单理解的罢工和暴力反抗，他们有着自己的诉求和方法。”在参观中，项志良为记者介绍起了其中的一场工人运动斗争——慢车斗争。1947年1月初，法电工人照惯例提出增加年奖的要求（相当于增加一个月的工资），资方以刚调整工资为由拒绝了大家的这一要求。但看着外方的工人有这笔年奖，而中方工人却没有，大家的心里都憋着一股子气。于是，大家决定采取一定的行动：以慢车对付资方。1月5日，线路上的驾驶员们积极带头开慢车，原本从卢家湾到十六铺只要开半小时的车程，他们开了足足两个小时，长长的电车连成一条龙，占据在了马路的正当中。车子越开越慢，乘客越来越少。就这样，一周内公司的直接损失达到了两亿元，而南区的公共交通也陷入瘫痪。由于工人人手不够，而资方又急于恢复经营，被迫答应法电工人们增加年奖的要求，向外方工人待遇看齐。

　　事实上，像这样的斗争运动还有许多，无论是慢车斗争、兆丰公园大罢工、“无车头”斗争、“九二七”大罢工……每一名法电工人都运用自己的智慧，争取着劳动平等、人格平等的权益。一边参观着纪念堂，一边听讲解员和项主席介绍着当时法电工人运动的情境，记者的心也跟随着法电工人的斗争而几上几下，听闻有工人被抓捕时暗自为他们捏把冷汗，而听到他们的一个小小斗争获得胜利时又不由得为他们感到开心。

　　亲历者回忆

　　“我在法电这一年”

　　由于法电工人的顽强斗争精神，很快当时公司便成立了党支部和工会组织。而当时的池欣正是中共法电区委车务部三线党支部书记。在黄浦区档案局的帮助下，记者辗转找到了曾采访联系过池欣的征集编研室黄凤芳老师，并从她处获得了池欣老人的回忆片段。

　　“1946年8月，我进入法电机务部工作，在电车上当售票员。在这里，从工人运动的追随者成长为中共法电区委的先锋骨干。1947年10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0月撤离上海。”虽然时间不长，但在法电的经历，对池老而言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进入法电机务部工作后，池老常常到工会参加活动。其间，结识了工会监事张浩波（上海解放后曾任共青团市委书记、宝钢工程指挥部领导等职）。当时，张浩波是法电车务部党支部书记。张浩波指派熊道弘等2人参加各类活动，提高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思想上有所觉悟，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概念。

　　在张浩波、熊道弘等地下党员的带领下，池欣积极投入罢工斗争，革命情绪得到鼓舞。1947年9月27日，著名的“九二七”大罢工爆发，法电地下党组织联系兄弟单位相继罢工，全市交通陷于瘫痪。这次罢工持续了七天，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武力镇压，法电很多工友相继被抓。而他也正是在参加了这次大罢工后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法电工作期间，池老主要从四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安排党刊学习，关注解放战争发展进程。通过写信、寄宣传品等方式对敌特中嚣张者给予警告，动摇者给予规劝，减少敌方的干扰；二是为没有收入来源、生活窘困的被捕或撤退人员家属安排家庭手工劳动，给予关心与救济，有病送医；三是做好联系党员工作，加强和群众的团结，进一步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新党员，积蓄战斗力量；四是组织已经或可能暴露的党员撤离上海，把他们转移到苏北、山东等地开展学习，协助建立上海到苏北解放区的新交通线等。

　　“那时候的法电交通工人实行日工资制，工作一天领一天工资，不工作就没有工资。上班时间也不统一，脱班就按停工处理。”池欣每天都是在电车上工作八到十个小时后，才能有时间从事党的工作。前者有工资，后者没有报酬，还要交党费，地下党活动费用也没地方报销，更多的是自掏腰包。

　　1948年10月，在党组织安排下，池欣奉命撤离上海，进入华中党校集中学习。池老和爱人陈惠琴，一个是法电的卖票员，一个是大康纱厂的织布工，同被分在了第16队，一起接受了系统培训，随后共同回到上海，参与了上海解放初期的城市接管，一位成为了上海解放后市委党校第一批工作人员，一位参与了中纺十二厂（原大康纱厂）的接管工作。

　　而令池老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奉命撤离上海的一年后，也就是1949年11月，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工会召开代表会议，通过成立建造“烈士纪念堂“筹备委员会和筹备追悼大会的决定，并决定从每人1947年“9·27”大罢工后补发的工资中提取一天的工资作为经费，并于当年的12月竣工，建立了这一烈士纪念堂。

　　如今，那些历史久远的照片、泛黄的工会会员证、生锈的工具，一幅幅、一件件，摆放在纪念堂中，诉说着革命先辈们当年的故事。

　　90后讲解员

　　内心走入公交工人运动史

　　乔文靖是巴士四公司工会干事，同时也是“法电六烈士纪念堂”的兼职讲解员。“刚入公司的时候，就听师傅和我说过这里的故事。”作为一名90后年轻公交人，在此之前，小乔对于公交工人运动史仅从历史课本、影视资料等载体上了解。进公司之后，通过师傅的言传身教，她才真正走入这段真正属于公交工人的运动史。

　　在她整理的史料中，她发现上海公交100多年的发展历史，经历过三次大的改革，“法电工人运动也是百年进程中最为轰动和持久的。”讲解的过程中，她不仅是结合陈列的照片和实物娓娓道来，并对记者所抛出的一些问题，例如：当时工人所处的情况、工会组织如何开展等一一解释。她说，要想讲好法电工人的故事，就要自己做好“课外作业”，做到“问不倒”。“很多次‘补课’的时候，我都在想，法电工人真的是一群很厉害的人，他们每一个人虽然都是平平无奇的公交职工，但当他们汇聚在一起，便能成为一股撬动资方，推动上海工人运动进程的洪流。”

　　自纪念堂成立后，巴士四公司党委将此作为党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2019年起，乔文靖为集团公司、四公司职工以及打浦桥街道、党建联建单位等职工、青少年讲解了无数次的有关法电工人运动的事迹。在她记忆中，每年的清明节，巴士四公司都会举行纪念活动，给英烈敬献花圈，缅怀英烈事迹，“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些学生来到这里参观时，也会立刻噤口，静静地学习着先辈的斗争故事。虽然他们就像当时我的一样，有可能还不懂什么是工人运动，什么是法电精神。但我希望，就像我师父传承给我一样，通过我的讲解，他们也能够逐渐认识法电工人，了解这段不被常人所知的革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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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电六烈士代表周国强、徐阿梅

　　周国强，1909年8月29日出生江苏省高邮县，是法电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1924年夏，他来上海谋生，做过运煤船上的小工和麻袋栈学徒。1926年进法电当售票员，当时正值大革命时期，上海工人先后三次革命武装起义，他都积极参加，特别在第三次起义中他被选为纠察队员。1930年6月18日周国强根据党的指示，及时发动车务部工人配合徐阿梅领导的57天大罢工，使罢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被工友们推选为工会理事。

　　徐阿梅，1906年11月16日出生于卢家湾一个农民家庭，是法电早期的工人领袖。13岁到江南造船所当学徒，1923年进法电机务部当钳工，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上海工人接连举行三次起义，徐阿梅都勇敢参加，尤其是第三次起义中。在攻打南市警察署、淞沪警察厅和高昌庙兵工厂制造局驻罩的战斗中表现出色，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1928年5月担任法电党支部书记，1930年6月.他成功地领导了法电著名的“五十七天半”的大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