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的日子。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从中共一大会址，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的那间18平方米的小客厅里，一个伟大政党就此诞生。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一大会址时曾说，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本报记者在“七一”前一天，分五路走访了在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中共四大纪念馆以及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通过时间线的梳理和馆内专业人士的讲解，还原那段充满红色激情的岁月，重寻令人振奋的红色印迹。

　　“90后”金牌讲解员眼中的中共一大会址

　　在这里，找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答案

　　“你可知毛泽东同志当时坐在哪里？”跟随“90后”金牌讲解员李欣曈踏入中共一大会址，她便向记者抛出问题。讲解词虽然是固定的，但李欣曈有6套不同的讲解方案，并可提供从1小时到3分钟的不同讲解版本。她表示，作为红色历史的传播者，让观众“每次来都有新发现”、找到一些“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答案，是讲解服务的初心与使命。

　　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是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可谓上海最知名的红色印迹之一。1921年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这里开幕。来自7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13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并先后致辞。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这间只有18平方米的小小客厅，见证了一个伟大政党的诞生。毛泽东主席说，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习近平总书记说，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讲解员们的讲解稿有一个统一详尽的版本，但在实际使用时，不同讲解员会根据讲解对象、自身特长，形成个人独特的风格。李欣曈说，相比大型的博物馆，纪念馆在展品体量上不那么丰富、主题性更强，这也要求讲解员更善于在有限的素材中不断深耕。比如开头关于座位的设问，就是她自己设计的。从事讲解工作近4年时间，她悉心留意每个观众的提问，利用业余时间做研究，力图“将观众感兴趣的问题说在前头”。

　　今年以来，“四史”教育掀起热潮，中共一大会址成了党员群众参观学习的重要地标。七月一日临近，这座古朴而庄重的石库门建筑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参观者。据了解，为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目前纪念馆仍实行的是预约、限流参观。而作为疫情缓解后首批恢复讲解服务的场馆，近期，李欣曈和同事们平均每个开放日提供9场讲解服务、接待1700名左右预约观众。

　　李欣曈告诉记者，馆内的专职讲解团队主要是80后、90后，此外还有一些学生志愿者。“开天辟地”的中共一大是一场年轻人的会议，13人平均年龄28岁。相隔近一个世纪，今天的年轻人在讲解历史的过程中传递着初心与使命，收获着自己的成长。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第一部党章在此诞生

　　告别连日的阴雨，昨天上海终于放晴。上午9点30分左右，当记者赶到位于老成都北路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门口时，门前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队伍中有年轻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也有不少退休党员，不少人专门带去党旗，在门前合影留念。服务台人员告诉记者，随着党的99岁生日日益临近，这两天，前往纪念馆参观的党员群众非常多，“平均每天达到700人左右。”

　　跟随参观者的脚步，记者走进这幢第一部党章的诞生地，追寻近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先驱的革命脚步。这里，曾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央局成员李达的寓所。也是在这里，李达建起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在此秘密编辑、出版了15种革命理论书籍，包括“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等。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等12名来自各地的共产党员，代表当时全国195名党员出席了会议。

　　在这幢石库门里，年轻的共产党第一次提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纪念馆珍藏着一本铅印小册子，最后10余页收录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共有6章29条，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也都做出具体的规定。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幢普通的石库门里，二大与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至此，中国革命的形势向着更清晰的道路前行。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爆发的罢工斗争达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人以上，与此同时，党领导的农民、青年、妇女运动也展现出全新的面貌。

　　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三曾里”，蛰伏在弄堂里的“革命中枢”

　　从地铁12号线曲阜路站出来，沿着曲阜路朝东走100余米，转入浙江北路，映入眼帘的是一栋砖红色小楼，楼顶鲜艳的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走进小楼，迎面的浮雕上，正中描绘的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场景：湖州会馆下方，一群端起土枪、挥动大刀的工人们在振臂高呼；左侧展现的是繁忙的北火车站；右侧是记者此次探访的目的地——“三曾里”。

　　许多人或许会和记者有一个同样的困惑，中共三大是1923年在广州召开的，为什么在上海有个“三大后”呢？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讲解员陈旭丽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广州当时地处一隅，而且粤汉铁路当时还没有通车，身处华南的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地方党组织联系十分不便，因此中央决定，将中央局迁往产业工人集中且交通便利的上海办公。

　　在当时，要在上海物色一个隐秘蛰居的办公地点并不容易，这一重担落到了中央执行委员王荷波肩上。陈旭丽指着展厅墙上的历史照片对记者说，王荷波经过一番缜密勘察，最终选择公兴路与香山路口的一个小弄堂“三曾里”3号的一幢两厢房石库门房屋，作为中央局机关秘密办公地点。“三曾里”所处位置，人员构成五方杂处，交通便利，工厂密集且政治基础扎实，因此，“三曾里”3号就成了秘密办公地的合适之选。

　　展厅里，一块用繁体字写的“关捐行”木牌引起了记者注意。“关捐行”其实是填写英文单据报关的地方，当时，在门口挂这块牌子是起了种掩护的作用。陈旭丽告诉记者，除了“关捐行”，他们掩护的方法还有很多，“半夜打麻将”也是其一。“那时候，陈独秀等人大多选择夜里开会，因此，半夜的‘三曾里’常常出现这样一个场景：几个打麻将刚结束的人走出小弄堂，口中还大聊牌经，似乎麻将打得意犹未尽。这几个打麻将者，其实就是毛泽东等人在进行‘秘密活动’。”陈旭丽说。

　　“三曾里”原建筑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本侵略者炸毁，但从“三曾里”燃起的星星之火却已燎原。2007年1月，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另选址建成，位于静安区浙江北路118号，展陈面积约670平方米，运用大量照片、影像、微缩模型、实物等元素和手段，生动再现了当年革命者在这里的工作和生活的场景。

　　探访中共四大纪念馆：工农联盟第一次在这里提出

　　虽然上海还未出梅，时晴时雨，可一走进四川北路公园，绿树掩映，鸟语花香，一片夏日光景。沿着公园的红色小径往深处走去，一座砖红色二层建筑很快便映入记者眼帘。刚过一点，这座建筑前就井然有序地排起了队伍，尽管众人服装不同，但胸口别着的党徽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里，正是本次劳动报“红色印记”系列策划报道探访的重要一站——中共四大纪念馆。

　　作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共四大在历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等。漫步展馆内，这段红色印记，也随着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等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份份珍贵手稿、一件件历史遗物，更清晰地呈现在众人面前，也将参观者与记者的思绪拉回到那个冬天……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举办地，原本并非在此，而是在当时闸北淞沪铁路附近一条逼仄的弄堂里，遗憾的是，中共四大会址原址已不幸毁于“一·二八”的炮火之中。中共四大召开时，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作为工作人员除了负责会议记录外，还担任向导工作，曾多次带领出席会议的同志赶赴会场，在他撰写的《怀旧集》和《郑超麟回忆录》两本书中，都有提及中共四大的具体情况：“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怀旧集》中还有一段这样的描写：“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课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三楼是一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我们都从后门出入。”郑超麟曾回忆说：“外地来的代表食宿其中，他们睡在三楼，二楼开会，楼下客堂；楼梯口装有拉铃，一有意外，就通知楼上。会议期间，未曾发生什么意外。”

　　结合史料及多次实地勘察、验证，1987年4月，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最终确认，将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为中共四大会址，中共四大遗址的纪念巨石，则矗立在了东宝兴路、宝源路交叉口的绿地中。2012年，虹口区在离遗址不远处的四川北路公园内建成了中共四大纪念馆，2017年，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大隐隐于市，目前正处于修缮中

　　云南中路171-173号，是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近郊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旧址位于人民广场繁华商圈的一条小街上，与一街之隔的热闹相比，这条小街有些落寞。而旧址正门外，沿街商铺多已关闭，许多墙上都写着“拆”字，唯一一家还开着的生煎店也已张贴出搬迁的通知。

　　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是一幢二层钢筋混凝土建筑，坐西朝东，建筑面积214.14平方米。在门口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的铭牌上，记者扫码了解这个旧址曾经的故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并从武汉迁回上海租界。1928年春，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从武汉来到上海，当时，他接到的任务十分艰巨：寻找一处合适的房屋，用以筹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机关。于是，熊瑾玎便扮成商人，最终在四马路跑马厅（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处，天蟾舞台后面，相中了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底楼开着一家“生黎医院”。房子的二房东是西医名医周生赉，二楼有三个房间恰好用于出租。

　　熊瑾玎自称外地来沪做纱布生意的商人，到“生黎医院”与周生赉协商，顺利租下二楼的三个房间，对外声称经营湖南纱布，挂出了“福兴布庄”招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党组织选调了一位女同志朱端绶来充当“老板娘”，协助承担机关内部事务和抄写传送中央文件的任务。原为假扮夫妻的熊瑾玎、朱端绶，由于志同道合，后来成为一对真正的革命伉俪。

　　从旧址向南步行数十步，是一处门牌仍不显眼的便利店，便利店二楼窗边摆放的戏曲广告让人忍不住遥想这里曾经的热闹。据便利店工作人员回忆，旧址从去年就已开始修缮。从便利店旁的弄堂走入，可以看到旧址的后门。网上留存的图片显示，弄堂的深处正是云南中路171-173的门牌，从后门望去，两层的结构清晰可见。这条并不显眼的弄堂是通往机关的另一出入口。想来当年，无数的革命先烈也从此进出。且当年的天蟾舞台是一座戏院，每天观众往来络绎不绝。往来的观众和求医的患者，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也是因此，这里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机关旧址。直到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周恩来采取果断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机关才迁往他处。

　　1980年，经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审核，该旧址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记者探访时，该处旧址处于关闭状态，从门口向内望去，一楼内放置着一些介绍的展板。据几名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该旧址目前仍在修缮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对外开放。

　　链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位于“中国第一红街”——武汉市武昌区都府堤20号，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毛泽东、陈潭秋早期革命活动旧址。会址原为1918年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这里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维汉、毛泽东、张国焘、李立三等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召开。从此，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一座历史性的标志。

　　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

　　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努力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