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共一大、二大、四大都在上海召开，上海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大本营。行走在上海街头，遍布的红色景点宛若一粒粒珍珠散落在城市之中，车水马龙的闹市、古老深邃的弄堂、一座座历史建筑，总能与先辈的红色足迹不期而遇。

　　1920年春，在著名的渔阳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沉淀酝酿，辗转到沪的陈独秀等积极推动了上海工人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1920年5月1日，备受阻挠、几次变更会场，纪念大会最终在毗邻商业名街四川北路的武进路（旧称老靶子路）举行。1920年至今已经一百年了，这是上海首次大规模纪念五一的活动，也是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一个开端。

　　老渔阳里：纪念大会在这里酝酿

　　上海有两条名同为渔阳里的弄堂，一条是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另一条是淮海中路567弄（新渔阳里）。9月末的上海秋高气爽，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徜徉渔阳里深处，叫人不禁联想百年前先辈心系国家命运奔波忙碌的身影。

　　1920年春，南昌路还叫环龙路，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从北京迁到上海，住进了环龙路100弄2号，也就是老渔阳里2号，一楼客堂间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办公室。

　　1920年4月3日，俄共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经由北京来沪，在老渔阳里2号会见陈独秀，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李汉俊等人，商讨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在筹建同时，陈独秀等积极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等劳动团体做调查。他还约请北京大学进步学生和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间，了解工人的状况。4月2日，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在会上作《劳动者底觉悟》演讲，指出：“社会上各种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并希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第一步争取“改良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

　　当时的陈独秀既是“思想界的明星”，又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以在思想、文化、政治等多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吸引了一批朝气蓬勃、富有理想的年青人，其中包括从日本归来的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人，毛泽东亦于此际途经上海，曾到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

　　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上海已号称远东第一大都市。在1920年，上海城区比刚开埠时扩大了10倍，人口近230万，在全国居首位；新增的重要群体就是工人，人数达50多万，其中产业工人超过18万，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此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沪开始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鉴于上海这座城市工人阶级比较集中，他们筹划了首次有组织、大规模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

　　这场声势浩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不仅体现中国工人阶级新的觉醒，也在建党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20年5月，陈独秀与沈雁冰、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人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当时名为“社会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

　　8月，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议决定，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最初成员有陈独秀、杨明斋、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沈玄庐等。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即致函各地，建议“组织支部”；同时又派施存统去日本东京，陈公培去欧洲，联络有关人员；11月拟订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因此，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筹建全国政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发起作用。

　　从黄浦学校到武进路一波三折

　　1920年4月18日，在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的推动下，上海七大工会团体（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和药业友谊联合会）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发起筹备“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推举陈独秀为筹备纪念大会顾问。会议决定5月1日当天，除电车、电灯、自来水、电话、电报等公共事业外，其他各业均须休息一日。陈独秀在会上作《劳工要旨》演讲：“注重各业分会之组织。并须急谋工人本身之利益。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积极从经济方面着手，再图解决一切。”

　　4月26日，七团体再次开会，确定5月1日下午在上海公共体育场（又名沪南体育场，旧址今为上海市黄浦学校）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为发动广大工人踊跃参加，七团体印制了内容简明易懂的传单广为散发。

　　4月29日，陈独秀指导上海七大工会团体共同发表《工界宣言》，做最后的部署。这份宣言的诞生预示着上海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已蓄势待发。宣言号召：“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因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点钟工制幸福的日子。我们纪念它的意思，第一是感谢各国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喊起中国工人的觉悟。”

　　由于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诚为上海工界彻底觉悟之第一次”，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当时北洋政府的恐慌。4月底淞沪护军使署与淞沪警察厅相继发出布告，严禁工人集会游行。

　　5月1日，天刚蒙蒙亮，军警就强占了方斜路、大吉路处的上海公共体育场。只见体育场大门紧闭，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门口，如临大敌。驻扎于场内的步兵、骑兵和机关枪炮队不下五六百人。体育场周围还有不少手执藤条的兵士，见着路过的行人，便挥鞭驱逐。但工人们并没有为军阀的武力威胁所吓倒。中午刚过，就有许多工友从四面八方赶来。

　　下午1点钟，体育场周边已聚集了四五千名工人。鉴于军警阻挠，工界团体决定改往位于提篮桥的精武会体育场，后又转去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青年会体育场。屡遭军警和租界巡捕的禁阻之后，纪念大会转场到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的一片荒地中举行。

　　下午3时，大会正式开始。荒地上的一辆小推车被充当临时讲坛，工人代表首先慷慨演讲，学生和商界代表也相继发言。大会通过了决议：一、要求每日八小时工作制；二、组织真正的工会；三、各业工人应联合起来。大会最后在“劳动万岁”的口号声中落下帷幕。

　　当晚，工界七团体召开会议，发表了《上海工会宣言》和《答俄国劳农政府底通告》。《上海工会宣言》说：“我们上海各业大部分工人，同时休业，举行第一次世界劳动纪念大会，竟被蔑视人民集会自由权的军警，以强行的武力一日之中两次阻止”“多谢今天军警的强横行动，竟能使中国人由惊讶而怀疑，由怀疑而认识，由认识而决心，由决心而奋斗。从今天起，我们中国工人觉悟的团结精神，已经足以使压制我们的人胆战心惊。这一个事实，一定能够使全世界的朋友认识。”《答俄国劳农政府底通告》则体现中国工人阶级已认识到劳工运动的国际性，其中表示：“我们要努力创造新的美丽的永久平和的人类世界，决定和你们同力合作负担这个责任。”

　　5月1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推出“劳动节纪念号”，李汉俊主持编务的《星期评论》出版“劳动日纪念”专号，有力策应了申城“世界劳动纪念大会”。

　　翌年，随着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工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形成惯例。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员和北京大学进步学生还共同创作了我国第一首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歌曲——《五一纪念歌》。

　　五一国际劳动节在中国的发展

　　五一国际劳动节又称“国际示威游行日”，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拥有的节日，它源于美国芝加哥城的工人大罢工。1886年5月1日，芝加哥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1889年7月，恩格斯组织召开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决定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国际劳动节。

　　我国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那年，一些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上海、苏州等地街头向群众散发传单，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缘起。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浪潮滚滚而来，“劳工神圣”呼声高涨，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五一国际劳动节了。

　　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广州、九江等城市纷纷举行了集会、演讲、散发传单以及游行等活动，纪念五一劳动节。

　　李大钊领导了北京大学的五一纪念活动，北京大学学生在这一天宣布罢课，《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出版了“劳动纪念号”。北京大学500多名职工、教师和学生举行了五一纪念大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讲演。一些北大学生外出宣传，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唤起工人为反对剥削、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遭到巡警拘捕。邓中夏在北京长辛店向铁路工人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并发表讲演。

　　1920年中国的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虽然主要是由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知识分子主持，但各地都有工人参加，如九江就有6000多工人参加，它明确反映了中国工运的进步和革命知识份子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的开始，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基本成熟了。这是中国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做出决定，将5月1日确定为法定节日。1950年4月29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北京召集举行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大会。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国性的庆祝五一劳动节活动。这天，首都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群众集会游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游行队伍。

　　自1989年后，国务院基本上每5年表彰一次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其中，王进喜、时传祥、张秉贵等就是劳动者的优秀代表，他们的故事和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拼搏、奋斗、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