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初版，印刷1000册，此后很快加印1000册，一售而空。在商务印书馆这个传播新文化的阵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位工人党员、参加了一大的徐梅坤积极开展党组织建立工作，很快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工人党组织。董亦湘是第一任党小组书记，也是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陈云的入党介绍人。1920年12月，上海印刷工会在陈独秀等人的扶持下成立。出版工人在一百年前不断追寻着“真理的味道”，他们为此付出的牺牲足以载入史册。

　　记者日前探访了中华印刷博物馆以及商务印书馆的相关旧址。

　　第一个工人党组织诞生在商务印书馆

　　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记者来到了位于青浦区汇金路889号的中华印刷博物馆。如果是第一次来这里，普通游客会有些困惑，这里的大门是普通的厂区大门，大卡车不时地穿梭来往，很难想象这里还有一座博物馆。印刷博物馆的馆长刘委已经在门口等候记者，她告诉记者，整个园区还有正常经营的印刷工厂，所以第一次来会有些摸不着北。不过刘委表示，博物馆正前方留有很大空地，未来是有计划开辟单独的大门，这样一来，参观就更直观，也能吸引更多的人到来。

　　步入中华印刷博物馆，右手边是名为“红色印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题展”，这是馆方筹备超过2年时间，收集了众多史料和实物所开出的一个特展。刘委告诉记者，整个7月份前来参观的团队和个人达到了一个高潮，“我们甚至要派出智能讲解机器人来给团队服务，因为我们自己的讲解员人数实在是不够。”

　　记者了解到，整个展览除去序厅共分为四个展厅，分别为“信仰的力量”、“永远更党走”、“掀开新篇章”、“迈向新时代”。在第一展厅，记者便看到墙上醒目的字样：“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第一个工人党组织诞生在商务印书馆”。墙面上配有当时商务印书馆中共党小组的一张珍贵合影，其中有我们熟悉的董亦湘、张国焘等。刘委指着前排左四，一位西装革履、笑意盈盈的先生说道，“这是徐梅坤，参加了一大，是第一个工人党员。知道他的人可能不多，但他对于出版印刷行业的作用认识得尤为深刻和超前。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定要对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这块下功夫，商务印书馆作为当时远东的文化地标，工人力量庞大，如果在此发展党员，建立党员组织，无疑会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据悉，徐梅坤入党之后，就向陈独秀建议：印刷工人有知识、不是文盲，比较容易开展工作，应该先在印刷工人中筹建工会。陈独秀同意了他的建议。他又主动向陈独秀提出去商务印书馆开展工作。经陈独秀介绍，徐梅坤到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工作，并在那里认识了沈雁冰（茅盾），后又由沈雁冰介绍进入了印刷厂。不久，徐梅坤动员一个照相制版工和一个绘图工加入了青年团，继而又发展、吸收商务编辑所的一名工人入了党。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徐还介绍了两位女工入党，其中一名叫王根英的女工后来与陈赓结婚，她也是我党早期少有的女共产党员之一。1922年底，有2000多名印刷工人参加的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成立，徐梅坤被推选为印刷工会主任。

　　印刷工人前仆后继守护“真理的味道”

　　在中华印刷博物馆的特展和常规展陈中，观众可以看到当时印刷条件之艰苦，但印刷工人在反动势力的打压以及硬件条件的限制下，依然在不断地印刷进步刊物，可以说是用自己的肉身去守护“真理的味道。”

　　馆长刘委在带领记者参观的途中还特别提到了馆内的“工人运动馆”，这是为印刷工人前辈先烈们特别策划的一个展厅，虽然这个展厅面积不大，但一进入便被墙上挂满的烈士照片和文字所震撼，“刘华”、“杨贤江”、“汤炳南”等三十多位烈士的介绍记录了那段前仆后继，流血无数的日子。

　　记者了解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及印刷所(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前身)的员工一直以来都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在“五卅”运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反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次重大斗争和历史时期，都有商务、中华员工奋斗的足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他们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为谋求工人阶级的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涌现出刘华、杨贤江等30多位革命烈士。

　　而在特展中，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出版工人的故事令人印象颇深。刘委告诉记者，祝志澄，出生在上海殷翔乡，1921年4月进入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当排字工人。在延安清凉山建立中央印刷厂时期，祝志澄等人冒着生命危险，从西安、上海等地筹办印刷设备器材，招请印刷工人，在较短时间内将中央印刷厂建设成当时解放区最大的工厂，为奠定新中国印刷、出版体系的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底，他奉命到江西瑞金组建苏区中央印刷厂，带领商务印书馆等印刷厂四十余名工人和印刷机，化装成商人和艺人从上海出发，经福建，绕行山区行程三个月到达瑞金。1934年10月，他参加红军长征，两过雪山草地；1937年，为保证党的报刊出版任务，中央决定在延安清凉山建立中央印刷厂，祝志澄担任厂长；1940年，祝志澄受周恩来委托，从延安赴重庆帮助加强对《新华日报》印刷厂的建设和管理；1941年，回到延安，参加筹备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出版和发行。

　　刘委说：“通过这次筹备特展的过程，在搜寻史料，走访旧址的过程，我发现，这些人物，都能被一件件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这对于我们后人研究历史，无疑有着重要的启发。”

　　耗费两年时间寻访记录工运拼图逐渐清晰

　　为了筹备这个特展，刘委从2019年开始，便不断搜集史料，走访相关历史旧址，哪怕一些地方只有一块石碑，她也要去看一看，站在那里寻找百年前风云激荡的感觉。

　　刘委指给记者看一副巨大的地图，这是上海1932年绘制的一副老地图，在地图上标注了25个经过排摸和整理，有迹可循，有资料可以参考对证的印刷厂地址。其中名气最响的“又新印刷所旧址”是第一个在中国出版印刷《共产党宣言》的地方。此外，也有不那么显眼，但同样充满故事的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在曾经的梅百克路上，如今的新昌路近凤阳路。刘委说，这个地方曾经待过一位同样伟大的人物，钱之光。

　　作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钱之光在白色恐怖时期，担任了非常重要同时也异常危险的工作——出版进步刊物。在上海，钱之光将厂搬到梅白克路一幢3层楼房子里。“这栋房子是新建房，还没人入住，此外，对面的派克路正在大兴土木，工地轰鸣，正好可以掩盖印刷机器工作的声音。而钱之光当时把印刷车间放在三楼，二楼自己居住，一楼则是烟纸店，自己是以烟纸店老板的身份出入。”刘委还对记者表示，由于钱之光当时还承担着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在延安的革命队伍提供盐和花生等珍贵的生产物料，“当时1931年在瑞金建立了中央临时政府，当时有了自己的货币体系，但当时这个货币体系并不稳定，钱之光在上海所赚取的物资和金钱，包括花生这种当时可以看作是战略物资的用品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后方。可以说，钱之光所做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此后钱之光去了苏区，在条件更为艰苦的地方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刘委说，在搜集史料和反复考证后发现，那么多看似单个的历史人物，通过一件件事，一个个旧址里留下的信息，拼成了一副颇为完整的出版业工人奋斗抗争的图景，“这或许是这个展览给我很大启发的地方，在上海，在瑞金，相隔如此之远，但信仰的力量让彼此连接，这让我们后辈如今看来，颇为感慨。”

　　相关印记留存较少几被遗忘的第五印刷所

　　这一次的寻访，由于很多历史原因，关于出版业工人的历史印记留存较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犯淞沪，明确将商务印书馆作为重点攻击目标。商务印书馆上海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均被炸毁，东方图书馆30多年收集所得的大量中外图书，积累多年的全部中外杂志、报章，极其珍贵的省、府、厅、州、县地方志及编译所所藏的各项参考书籍及文稿均化为灰尘。这一中国文化出版机关的巨大劫难，震惊中外，是人类文化的重大损失。

　　刘委表示，如今商务印书馆的旧址只有一块石碑尚在，除此之外，刘委找寻到的25处印刷所旧址中，能够留有实物或是史料的也少之又少。位于天通庵路190号的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是为数不多，有挂牌且有内容可以展出的旧址印记。记者也于日前探访这所旧址。

　　关于第五印刷所的介绍，其实互联网上的一些留存信息是错误的。记者辗转找到商务印书馆的王旭平老师，他向记者确认，第五印刷所的建立时间为1923年11月，而非网络上所写的是1922年。他还告诉记者，因为印刷所在宝山路已设有正厂、后厂、订书厂、木工厂，故称为第五印刷所，第五印刷所旧址曾是上海开埠后的第一家化学制药厂仓库，因印书馆规模不断扩大，五洲大药房将该仓库出售于商务印书馆。在1932年总厂遭受轰炸后，第五印刷所成为幸存下来的商务建筑，在劫后复业。当时，为了鼓舞人心，商务印书馆提出要“日出一书”，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第五印刷所承担起了重要的职责。

　　记者前去探访时，第五印刷所正在举办一项“百年商务，百年印刷”的特展，虽然正门并不起眼，但相关铭牌、介绍等一应俱全。在展馆内，关于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以及遭遇的磨难等通过一段纪录片影像循环播放着。前去采访时，记者偶遇一位也是当时唯一一位前来打卡的普通观众黄小姐。黄小姐是一位初中教师，利用放假的时间，预约了下午前来参观。她告诉记者，自己是一位语文老师，平时去各个博物馆打卡，而在第五印刷所旧址的参观，让她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之前我知道商务印书馆的那段历史，被日军炸毁，令人痛心，今天我又知道了那么多年轻，20来岁，很多甚至没有留下照片的烈士，这段历史，我会回去带给我的学生们，和他们分享，也希望他们能来参观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