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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虻》在中国的流行与误读(二)
2012年4月9日 11:00


 

    “不,不是这样!”

    无论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是否还是作者心目中的那部作品,《牛虻》在中国迅速流行开来。

    ——《牛虻》在中国的流行与误读(二)

 

陆俨少绘《牛虻》连环画

 

     改编与扭曲

  无论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是否还是作者心目中的那部作品,《牛虻》在中国迅速流行开来。到1953年10月,出版仅仅三个月内,《牛虻》便已两度重印,发行量达五十万册。

  1954年,梁羽生在他供职的香港《新晚报》上发表《龙虎斗京华》,成为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开端。次年,他读到了《牛虻》,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也萌发了新的灵感。随后他创作了《七剑下天山》,将牛虻化身为一男一女两个角色,故事背景移到了清朝初年的反清斗争,但仍借用原故事的人物设定和戏剧冲突,很多细节甚至原封不动地照搬了《牛虻》中的描写。《七剑下天山》自1956年2月开始在《大公报》上连载,至1957年3月完稿。在连载期间,便有读者致信指出该书主人公为牛虻的化身,并恳请作者不要让其重蹈牛虻的悲剧结局。梁羽生旋即在1956年10月25日《大公报》的“三剑楼随笔”栏目中(与报馆同事金庸、陈凡共同撰写的专栏)发表《凌未风·易兰珠·牛虻》,详细解说了《七剑下天山》对《牛虻》的移植和改编。梁羽生的匠心和读者的慧眼都说明,《牛虻》的中译本不仅风靡于大陆,甚至在香港读者中亦颇有同好。

  《牛虻》这部畅销书在出版当年便迅速被改编成了连环画,绘者是在建国初期被迫放弃山水画而改作连环画谋生的陆俨少。这套三册的连环画由小书店同康书局出版,同样大受读者欢迎。陆俨少后来回忆说,《牛虻》“挽救了即将倒闭的同康书局”,“我也因此免于失业”(引自《陆俨少自叙》,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版)。在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这套连环画又由新美术出版社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重新刊印,广为流传。

  与连环画相比,电影是将文字描写具体化,满足读者想象的更直接的途径。早在默片时代的1928年,《牛虻》便被苏联人拍成了电影,编剧之一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但这一版本后来湮没无闻。1955年,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又将这个故事搬上了银幕,由范齐美尔执导,肖斯塔科维奇配乐,在苏联上映时便引起了热烈反响,主演斯特里仁诺夫也因此大红大紫。同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翻译片组完成了对该片的译制,三位主要配音者卫禹平、上官云珠和程之均为知名演员。电影对小说进行了大幅改编,将牛虻塑造为坚定无畏的革命英雄,蒙泰尼里则变成了伪善甚至猥琐的对立面。无助于革命主线的情节,如牛虻在南美落魄,牛虻和吉卜赛女郎绮达的同居关系,马蒂尼对琼玛的爱慕等等均被去掉。

  译本只能通过删节尽量修正原书面貌,电影则可以增加原著中没有的内容,直接体现编导意图。小说中除牛虻被捕一节外,并没有正面描写武装冲突,青年意大利党人主要是开会讨论,刊印宣传品,采用平和的方式进行斗争。革命党中最有见地的琼玛,便一再表示对暴力革命的警惕态度。书中也没有表现奥地利人如何压迫意大利人民。而电影却着力渲染奥地利军队的凶暴行径和革命者轰轰烈烈的武装反抗。为丑化教士的形象,编剧杜撰了主教奴颜媚骨地欢迎奥地利军队到来一节。奥地利军队受教皇之邀前来镇压反对派,对百姓作威作福,随意抓人等场景实际上也有违历史真实。《牛虻》的主要故事发生在1846年,当时教皇庇护九世刚即位不久,表现出亲自由派的倾向,舆论环境宽松。而故事发生地托斯卡纳大公国由具有奥地利血统的王室统治多年,与奥地利保持良好关系,那时候并没有发生冲突。至于庇护九世请求奥地利出兵,是1849年短暂的罗马共和国宣布废除教皇世俗权力之后的事。

  电影编导以及译本的编辑、评论者对小说的理解在很多地方与作者意图和文本本身颇有龃龉,一个典型的歪曲是将蒙泰尼里定位为反面人物。伏尼契晚年曾被苏联学者问及这一角色是否源于当时手握重权,反对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红衣主教安东内里(Giacomo Antonelli),她惊讶地回答:“怎么可能,那是个恐怖而讨厌的人。”(语见Anne Fremantle “The Russian Best-seller”,载History Today 25卷9期,1975年9月)据伏尼契自述,她心目中蒙泰尼里的原型是曾以《一个信徒的话》(Paroles d'un croyant)深深打动过她的拉梅内神父(Hugues-Félicité Robert de Lamennais)。拉梅内是法国天主教自由派的代表,持共和主义立场并亲近革命,后与教会决裂。他对马志尼宗教观与革命观的形成曾有较大影响,而马志尼是伏尼契少年时的偶像,也是牛虻这一形象最主要的原型。小说中的蒙泰尼里除私下阅读但丁的《帝制论》(De Monarchia,主张建立政教分离的统一国家,时为禁书)等少数暗示外,显得与拉梅内的激进态度和生平活动并不相合。《牛虻》从最初构思到动笔长达十年,人物形象相对原始设定大约会有一些变化,最后呈现出的情节明显可见作者在与俄国民粹派的接触中所受的影响。如书中人物对教会和教士的态度更接近俄国知识分子,而非马志尼时代的意大利。但至少伏尼契绝不是想把蒙泰尼里这一角色按反动派来塑造。小说的文本细节,尤其是其中化用的大量圣经典故,明确传达了作者对蒙泰尼里的怜悯。

  “《牛虻》的作者还活着”

  1955年,电影《牛虻》的公映使经过刻意加工的人物形象牢牢定格,将这个故事在中国的流行推向最高潮。颇具戏剧性的是,几乎在苏联官方和媒体出于机缘巧合“发现”伏尼契并大举报道的同时,伏尼契通过另外一个途径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

  伏尼契于1922年离开她自幼生活的伦敦,随丈夫到纽约定居。她没有亲生子女,1930年其夫去世后,她一直与其夫的女秘书安·尼尔生活在一起,主要以教授钢琴为生,晚年则靠尼尔的微薄收入度日,生活清苦。1955年4月,正值电影《牛虻》上映之时,苏联对伏尼契的主要研究者尤金尼娅·塔拉图塔在《星火》周刊上发表了一篇评述伏尼契的文章,但塔拉图塔也并不了解伏尼契的近况。这篇文章被苏联驻联合国工作人员彼得·鲍里索夫用作俄语读物,教授一位外交官夫人学习俄语。对方读后却告诉他伏尼契尚在人世,很可能就在纽约生活。在这位女士的帮助下,鲍里索夫很快获得了伏尼契的地址,并登门拜访,从此和伏尼契建立了交往(参见波列伏依《会见传奇人物——〈牛虻〉作者艾·丽·伏尼契》,载《名流侧影》,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时值《世界版权公约》于1955年9月15日起正式生效,苏联当时并未加入,但也公开表示,如外国作者本人提出要求,苏联方面可以支付版税。很可能正是通过鲍里索夫的帮助,伏尼契委托律师将请求版税的信递交苏联驻联合国大使,并很快收到了一万五千美元(参见前文所引Anne Fremantle的文章)。

  同年11月,小说《真正的人》的作者鲍里斯·波列伏依率苏联记者代表团访问纽约,从鲍里索夫口中得知伏尼契依然健在,大为震动。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一样,他从十二岁起便对《牛虻》爱不释手,发表第一篇文章时,甚至想使用“牛虻”为笔名。波列伏依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拜访了伏尼契。随后,苏联《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等媒体大幅报道了伏尼契在纽约的消息,引起轰动。苏联崇拜者们从此源源不断地给伏尼契写信表达敬意。塔拉图塔、波列伏依等人也与伏尼契通信,在信中对其生平经历和创作过程等问题进行采访,得到了伏尼契的详细回答。次年春天,几位苏联人还特意到伏尼契家中,为她放映了范齐美尔导演的那一版《牛虻》,并拍摄了记录她住处和生活情况的短片。伏尼契对苏联人的热情深表感谢,但看完电影后她说:“不,不是这样。”(语见Наталья Клевалина 的《艾塞尔·伏尼契要塞》[Цитадель Этель Войнич],载《环球》杂志[Вокруг света]2005年第7期)

  同样是在1955年底,中国作家封凤子将来自友人史克(Bertha Sneck)的信转给作协。信中提到,伏尼契“现在是一无储蓄地生活着”,建议中国文化界给予版税帮助(参见前文所引胡守文的文章)。史克的丈夫是美国农业专家,以《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闻名于世的韩丁(William Hinton)。韩丁于1945年来华,随后在中国考察土地改革,帮助培训农业科技人员。1953年,他因不满苏联专家的官僚作风回到美国,妻女仍留在北京。但美国当时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尚未结束,韩丁作为亲共分子受到传讯,被没收护照,直到1971年中美关系缓解后才受邀重返中国。韩丁的胞妹寒春(Joan Hinton)也在1948年慕名来到中国,在延安同其兄的同学阳早(Erwin Engst)结合。此后寒春与阳早在中国定居,致力于革新养牛技术。而韩丁与寒春的祖母,就是伏尼契的长姊。〔伏尼契的父亲是逻辑代数的创始人乔治·布尔(George Boole),四个姐姐各有成就,后辈中亦多杰出之士。〕

  韩丁返回美国后去纽约看望了伏尼契,并在与史克的通信中谈及伏尼契的贫困生活。从他所描述的情形来看,当时苏联人尚未与伏尼契建立联系。作协收到封凤子的信后,于1956年初将伏尼契仍在世一事上报给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及团中央,建议付给伏尼契版税并刊发报道,使读者了解伏尼契的近况。很快,1956年2月4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一篇《〈牛虻〉的作者还活着》,公布了伏尼契生活在美国,“晚境悲惨”的消息,并提到了苏联方面对伏尼契的关注。2月8日,《中国青年报》又转载了与波列伏依一同访问伏尼契的记者萨弗隆诺夫撰写的《〈牛虻〉作者访问记》,文中配有伏尼契的近照和手迹。而1956年第4期的《中国青年》(2月16日出版)上,则刊登了记者团另一位成员阿塞拜依的报道《〈牛虻〉作者伏尼契在纽约》。两篇采访的内容相似,主要是伏尼契对青年时期与俄国革命者交往的回忆。

  最终团中央领导决定,由中青社方面向伏尼契支付五千美元稿酬。总编辑李庚代表中青社给伏尼契写信,告知其作品在中国出版后已累计发行七十余万册,大受读者欢迎,影响广泛。伏尼契于1956年7月23日写了回信,信中对来自中国的消息表示惊喜,但婉拒了为中译本作序的请求(引自胡守文的文章)。




选稿:丛山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王 蔚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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