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增
我记得是在1979年，有一次我到市工人文化宫找吕宁。我与老吕是1978年他在《上海文艺》（《上海文学》前身）当通联组长时认识的，1979年他已调回市宫担任副主任兼文艺科长。当时，作者与编辑，普通工人与领导，关系是很平等、很融恰的。我一直在当面与背后称呼他老吕，或干脆直呼其名，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我当时到市宫找老吕，也就是去找他聊聊天。在聊天时，他知道在我家里有个定期的文学沙龙，就提出可以把这个文学沙龙办到市宫来。我当然是求之不得。我已经记不起我家里的那个文学沙龙是何时办起来的，只记得当时有征友办沙龙的时尚。这是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年轻人希望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以便在谁也说不准的新形势下、新机遇前，有相互鼓励、相互商量的人的心理的反映。当时有人在电线杆上贴启事征友，也拉起了二三十人的沙龙，但也引起了公安局的注意。我家里的文学沙龙是悄悄地自然形成的，来的人是在《上海文艺》搞活动时认识的一些文友，属业余作者中（当时作协活动还不正常，新的作协会员还没发展，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多是业余作者，业余作者是相对作协会员———名正言顺的“作家”而言的）已经走上正规路子的，所以没有被格外注意。之所以在我家里聚会，是因为那时我住在市中心，虽然是“七十二家房客”的石库门的通厢房，居住面积只有三十平方米，但在当时已经算是住房条件很宽裕了。地段好、住房大，再加上我性本爱牛山，这样，文学沙龙就应运而生了。我当时在药厂工作，药厂是星期一休息，所以我就将沙龙活动定在星期一的晚上。沙龙活动了一段日子，人越来越多，家里有点转身不开，正在这时候，老吕提出沙龙可以开到市宫去，我是喜出望外。
在市宫里开的沙龙，还是定在周一晚上。与在我家里开沙龙一样，就是我们这些人自己活动，老吕从来不过问。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整个大气候还是管得比较严的，像老吕这样提供公家场地让我们自己办沙龙，又从不来过问，算是非常放手的。沙龙活动主要是交流我们的作品。谁有构思，或写出了初稿，当场谈构思或传阅草稿，大家听完或看完后立即提意见。活动一般两个半小时，晚七点开始，九点半结束。我当时在厂里翻三班，轮到夜班，周一晚上十点半就要上班，所以九点半一定要结束，结束后我可以直接赶去上夜班。而且，市宫当时还有其他兴趣小组（如话剧、沪剧、越剧等）活动，至迟到九点半也都结束了。两个半小时活动，要讨论几篇作品，时间很紧，大家都开门见山，直言谈相，故效率很高，都觉得不管是不是讨论自己的作品，这样的活动对自己的创作很有启发、很有帮助，因此来的人越来越多。
1980年，《工人习作》复刊，更名为《工人创作》。最早，老吕是要调我到《工人创作》编辑部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被厂里卡住了。结果最早调到编辑部的两个工人作者，顾绍文与倪慧玲，都是那个星期一沙龙里的。老吕又要我另外正式组织一个市宫职工文学创作小组，名单是他推荐的。这个组只有七、八个人，活动内容与以前的文学沙龙差不多。1981年初，克服重重阻挠，老吕终于把我调入《工人创作》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创作小组的活动改为编辑部的一项联系、培养作者的定期活动，活动时间定在周四晚上，来参加的成员不固定，从编辑部来说，随时可以发展成员，对作者来说，完全自愿。活动内容，除了交流构思与作品草稿外，还分析、讨论当时引起轰动效应的作品，交流读书（主要是文学名著）的心得。我也记不得这个周四沙龙是何时结束的，我只是回忆起当时活动的一些片断情景觉得很温馨。只记得，后来的作协第一、二期青创会讲习班学员中，有不少是周四沙龙的积极分子。而我，因为是组织者，所以从这些活动中获益可能比其他人更多。
文学需要耐得住寂寞，也需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交流。现在的文学爱好者，读书条件、创作准备，要远远比我们那时好，但那种专注于文学本身的交流与相互促进的氛围，又可能及不上我们。今天的作者可能成功的机率比我们大，但可能比我们更寂寞，“此事古难全”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