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芳
去年曾有记者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日前，××市检察院移送起诉了本市农民李春桃故意杀人案。这是因为家庭暴力而引发的又一起前妻杀死前夫的亲情杀人案。李春桃杀死前夫项一田后，不少村民主动给李春桃求情，说李春桃这个弱女子实在是被逼无奈才杀了人。李春桃无法避免法律的惩罚，因为她毕竟犯下了杀人大罪。但在她举起砸死前夫的铁锤之前，她的面前有没有一条路，能够让李春桃不犯杀人罪也可以免受丈夫长年累月的暴力？
悲剧的序幕
李春桃是经人介绍和她丈夫认识的。他们两人同岁。李春桃的家在山区，她丈夫的家在平原，两家相隔几十里路。他俩在1993年结的婚，婚后一度感情还不错。
她丈夫出生和生长的村庄，原来是个农业村。后来村里把地陆续卖了，田野上建起了大大小小的企业，村民们也逐渐脱离了土地。她丈夫买了一辆旧拖拉机，搞起了运输，生活虽不富裕，可安定，在村里也算得上中等水平了。那一段时间，是李春桃婚后最幸福的日子。
1995年他俩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是个女孩。这让她的丈夫很失望。她的丈夫一心想要男孩。3年后，他顶着超生受罚的危险，让妻子怀上了二胎。1999年孩子落地，又是个女孩。这一下，丈夫彻底绝望了。李春桃说，从这以后，她的丈夫才开始疯狂地打她、折磨她。
村民有另一种说法。村民认为是他们家的新房惹的祸。他们家原来住的是三间旧房。后来当地要建一个大型水泥合资厂，要占他们家的宅基地，厂子给了一笔拆迁款。村里给他们家另批了一块宅基地，又给买了盖新房的砖瓦。他们家盖起了4间新房，还落下了一笔钱。她的丈夫运输也不搞了，成天用这钱喝酒，喝醉了就打媳妇。
不管什么原因，有一点大约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从1999年开始，李春桃就陷入了丈夫无休止的摧残之中。
家庭暴力何其残忍？
据村民说，李春桃在被从镇派出所带走之前，派出所民警给她把身上的伤痕拍了照：“全身紫烂青”。这是她的丈夫最后一次在她身上留下的伤痕。而数年间，她的瘦小的躯体，多少次都是这样伤痕累累？
村民说，她的丈夫每天都要喝酒，有时候是去饭馆，有时候就在家喝，一顿可以喝五六个口杯，每次都喝得醉醺醺的。他喝醉酒，李春桃的罪孽就开始了。轻的是用巴掌，用拳头，用脚；重的，就抄家伙。他把李春桃捆起来，皮带、棍棒、铁锨……都是他殴打妻子的工具。有时候没喝醉，心情不好，也打。他的家里，常常传出李春桃的哭嚎和惨叫。李春桃的脸和眼睛总是肿的，往往旧伤没好，又添了新伤。他还在天寒地冻的季节，脱光了李春桃和孩子的衣服，让她们在院子里冻着。
李春桃是丈夫欺凌的对象，也是丈夫发泄兽欲的工具。她的丈夫，在这方面心理也是变态的。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在屋里还是在院子里，无论是在床上还是地下，他什么时候想，就什么时候强迫妻子满足他的生理需要。他通过种种摧残的手段来获得快感。
可怜的李春桃，她的乳房和所有体现女人独特美丽的地方，都破损着，肿胀着，或是焦黑着———那是被她的丈夫用烟头烫的结果，令人不忍去看。
李春桃跪着求过丈夫：“你也不用干活，我养活你，只要你别打我……”
女儿们跪着求过父亲：“爸，你别打我妈了。打死我妈，谁管我们啊？”
变了态的男人，失去了人性的男人，任是什么也打动不了他的心。
而对于家庭的责任，他早就担负不起来了。他的家，是村里最穷的人家之一。家里没有一件不破损的家具，没有几块完整的玻璃。冬季，有时连买取暖煤的钱都没有。一个月他最多到外面干十来天活儿，挣的钱，绝大部分用来供自己喝酒玩乐。他不仅酗酒，而且嗜赌。有一次，家里断了粮，他兜里有钱，却不肯用来买粮食油盐。他的弟弟把他捆起来，从他身上搜出这些钱交给李春桃。弟弟一走，他就拳打脚踢把钱跟李春桃要了回去。
出事前，他的一个姐姐帮他找了一个活儿，一月800元，干了三个月，一共挣了2400元。开支那天，雇主和他姐姐商量，想把一部分钱直接给李春桃作家用。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怕他闹，把钱全给了他。他到市里喝了一天，在村里喝了几天，再加上赌，几天就把这笔钱花得个一干二净。
李春桃不得不靠捡破烂维持自己和两个孩子的生活。除了捡那些可以卖钱的废品，她还捡柴禾和煤核，用作做饭和取暖的燃料。她的大姑和小叔，在这个家揭不开锅的时候，也偷偷塞给她一两百块钱，或是为这个家买些食物或生活用品。
离不开恶魔般的前夫
最初，李春桃相信丈夫这种变态的暴戾，是精神有病。村里人也说她丈夫有病。她用自己捡破烂换来的钱，给丈夫治病。她带丈夫去过市里的医院也去过省里的医院，可没有任何效果。她又听人说，某地有一个女“神医”专治疑难杂症，又带丈夫去看这位女“神医”，一次药费就是一千多元。花了不知多少钱，丈夫的残暴依旧。
在她觉悟到，丈夫的残暴，用药是治不好的之后，她向丈夫提出了离婚。
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一个农村妇女离婚的艰难？她的丈夫，不同意离婚，用拳头和棍棒逼她打消离婚的念头，警告她：“你离了婚，到哪儿我都找得着你，饶不了你！”此外她还要面对当地风俗和舆论的压力。村里许多人都知道她长期挨丈夫的打，都对她抱着深深的同情，但一听她说要离婚，却都劝道：“离什么婚啊，孩子都这么大了，凑合着过吧。”连村妇联主任都这么说。
在农村，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是要受人轻视的。那也比丈夫皮肉的摧残和精神上的虐待要好受得多。希望支撑着李春桃。一向顺从而胆怯的她，在离婚诉讼期间有了无比的坚毅和勇气。她一次又一次跑村委会，跑法院。不管多少沟坎横在面前，她都没有动摇过。当丈夫打她的时候，她就对自己说：让他打吧，让他打吧。离了婚，他还能打吗？
2003年当法院的离婚判决终于下来那天，李春桃觉得自己的苦难到了头。她什么都没有要，一个人，只带着自己的几样旧衣物，回到了娘家。
她没有想到，只在娘家呆了几天，丈夫，不，这时该称为“前夫”了，就追到了她的娘家。前夫用刀威逼着她也威逼着她的家人，强迫她回去。无奈之下她回去了，但前夫打她比没离婚前更频繁、更狠了。
当离婚也无法使她摆脱苦难的婚姻，她灭绝了生活的希望。
看着血从前夫的头部流了出来
2004年的一天前夫喝完酒，又一次狂暴地打李春桃了。她的瘦小的身子，又一次一块块地变青、变紫、破碎、流血。打完，前夫强迫她做爱。
第5天，当她的前夫再一次在她的身上重复完恶行，身体和心灵都已经破碎的李春桃，决定用自己的手来结束前夫对自己犯下的罪孽。
这是下午5点多钟。李春桃把两个孩子支出家，从西厢房找出一把铁锤，走到东厢房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前夫身边，对着前夫的后脑狠狠砸下去。第一锤下去，她看到前夫的身子扭动了一下，似乎要坐起来向她扑过来。她惊得闭上了眼睛，用更大的气力，又对着前夫的后脑连砸了两三下，前夫一动不动了。
在她和前夫之间，从来都是她流血。这一次，她看到血从前夫的头部流了出来。
在感到解脱的同时她也感到了惊惧和慌乱。她走到西厢房，想从衣柜里找条棉被把前夫盖起来。衣柜里全家秋冬季的衣物被她拉拽了一地。把前夫用棉被从头到脚盖严，她走出了家门。
她先去的是街里一位表婶家。这位表婶，在她充满苦难的人生里，多年来一直关心着她，也帮助过她。她想告诉表婶自己把前夫杀了，托表婶在今后照顾自己的两个可怜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还让她牵挂的，只有这两个从生下来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的孩子。可表婶没在家。从表婶家出来，她就去了镇派出所自首。
警车呼啸着开到她和前夫共同生活的家。一霎时，李春桃把前夫杀了的消息就传遍了全村。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又瘦又矮，丈夫拎着打像拎一只小鸡似的女人会杀人。
人们相信了：一个逆来顺受惯了的弱女子，在生不如死走投无路的境地里，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发人思考
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个悲剧，是因为在我国的亲情犯罪里，由于不堪丈夫虐待而杀人的女性，占了相当大的一个比例。我们读过许多这类的报道。作者们在自己报道的最后，几乎不无例外地感慨道：由于没有采取合法的手段保护自己，最终从受害者沦为杀人犯，这是多么值得人们深思啊……
而值得人们深思的，不正是为什么有那么多被虐的女性，甘愿冒着鱼死网破的悲惨结局，选择犯罪，甚至是犯死罪来解决痛苦的婚姻？
记者在前往悲剧发生的村庄的路途上，想探寻一个问题：在李春桃举起砸死前夫的铁锤前，在她的面前有没有一条路，能够让她不犯杀人罪也可以免受丈夫长年累月的暴力？
在家庭暴力没出人命之前
在村委会，记者问村妇联主任：“李春桃这么多年受丈夫虐待，她找过妇联吗？”妇联主任说：“找过。她说她丈夫打她，不敢回去了，让给她找间房。村委会哪有闲房啊。她就呆在村委会不走。可到下班，她也只好走了。”“妇联没采取什么措施吗？”“她没脱衣服给我看，如果我看见了她的伤，一定会管的。”“假设您看见了李春桃身上的伤，您怎么管呢？”“也就是教育和调解吧。”“要是教育调解完李春桃的丈夫还打她呢？”“那我们也没法子了。别说村妇联，就是镇妇联，也没别的办法。”
不能怪这位妇联主任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不力。这是一个有3000多人口的大村，就这么一位妇女工作者，还要兼管其他工作。对于一个农村最基层的妇联组织的妇联主任来说，到底有多少权限，或说力量，能够对家庭暴力的实施者有所震慑和约束呢？而且，妇联不是执法部门，并不具备处罚和强制的职能。从这点来说，确实，“就是镇妇联，也没别的办法”。
派出所是具有强制的职能的。但对于丈夫打媳妇这样的事，也只能是对打人者进行批评教育。李春桃杀了前夫，连小孩都知道是犯罪，要受法律的制裁；李春桃的丈夫把李春桃打得下不了床，不算犯罪，或者说没人认为这是犯罪。
“谁拿李春桃的丈夫都没辙。”记者在村里采访，村民都叹息。
法律有时却显得那样高远
李春桃不是没有法律意识，也想用合法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她顶着重重压力坚持离婚，就是她的这种努力。
悲剧的终于发生，在于她离了婚也不能摆脱前夫和前夫的虐待。
从理论上讲，这不是一道难解的题：离婚后李春桃的前夫胁迫她继续同居的行为，强行和她发生性关系的行为，都可以作为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再殴打她，也不再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而变成了对社会公民的不法侵害。李春桃完全可以再次拿起法律的武器，去告她的前夫。
李春桃没有再次去法院状告她的前夫，是她放弃了一次用合法手段保护自己的机会。但如果她去告了，又会有什么结果？她需要的不仅是一个惩罚前夫恶行的判决（就像她已经拿到的离婚判决），她更需要一个人身安全的保障。一个判决，能不能给她提供这样的保障？
检察院负责此案的同志到村里调查取证，村民们纷纷为李春桃请求宽大处理，一个原因是觉得李春桃是被逼无奈才杀了人，另一个原因，是为了李春桃的孩子。
但无论法律能否宽大，能够宽大到什么程度，两个孩子，都无可避免要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孤儿的生活。
今天看案件
李春桃因为故意杀死自己原来的丈夫，法院当时就定她是故意杀人罪，但是由于李春桃杀夫是出于长期受到丈夫虐待被逼所致，考虑到社会影响法院做了多次研究和仔细探讨，2004年对李春桃做出了判决，判处她有期徒刑15年。但是判决后有很多同情李春桃的人还是对判决提出了疑问，希望她上诉，而李春桃只是笑笑没有任何上诉的意思，然后这宗案件引发的风波才渐渐平息下去。但是案件却给整个法律界留待思考和解决的课题，使得人们对家庭暴力问题标上了红色警示，越来越关注。
不少记者直到今天都有人去狱中采访李春桃，她说：“我觉得在里面塌实，毕竟我杀了丈夫，他虐待我有报应，我杀人这样已经是宽大了。”她还表示在服刑的这段时间是她从没有感受过的解脱和轻松，虽然自由受到限制，但是棍棒虐待的日子不复存在。我们见她的脸色也红润了，曾经身上被打骂留下的伤痕在渐渐愈合和消退。本来就贤惠的李春桃在服刑地受到所有人的赞赏，由于她表现突出至今已被减刑2年。一些女看守还同情地说：“比起勤快贤惠我们还真不如她，但愿她早日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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