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萍
开着车，行驶在延安路高架上。透过车窗向外望，前面是外滩建筑群的闪烁霓虹，右边是在晚风中微波起伏的黄浦江。身边坐着的是我的“阿娘”（宁波方言指奶奶）。
她的头软软地靠在洁白的座套上，灰白的头发凌乱地挤在一边，清瘦而苍白的双颊衬出一张久病的脸———她已经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了。
平时，她的头多半是低着的，或倘徉在灶间的锅碗瓢盆中，或醉心于为我编织毛衣的针线里。虽然，我总是对她烧菜的口味不加赞同；虽然，她为我织的绒线衣放到虫蛀也没能穿上几次。
现在，她终于能够以这种轻松的姿势坐着了，她的脸朝着前方，脸上的皮肤又松又软，打着褶皱，向下垂着厉害。
从高架下来，车速加快了，我为阿娘系上了安全带，她瘦弱的身体使安全带看上去又长又宽，就像是吃力地斜背着一件毫无作用的装饰。这是我熟悉的身体，她背过我，也担负过我们一家人的命运，而今，它似乎耗费得太多，无力地摊在椅背上。
红灯，刹车，惯性的驱使，阿娘的手离开了膝盖，垂了下来，那只瘦骨嶙峋的手，曾经是我们家两代人的温饱和依靠。小时侯，父亲得了尿毒症，非但不能上班，还要定期进行“血透”，母亲是一家小烟纸店的会计，还有我和弟弟两个仍在读书的“桄榔头”，真是难以支撑。此时，刚从单位退休的阿娘和几个老朋友做起了毛衫生意。就是靠这双手，日夜在横机上穿梭，织成了毛衣，换来了父亲生命的延续，换来了冰箱、彩电、电话，换来了我和弟弟的无忧童年。每逢周六，就是这双手带着我去食品店，买来在当时几乎是奢侈的巧克力、冰淇淋，吃得谗嘴的我回家后常常上吐下泻。就是这双手，给了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开出租车。18岁那年，我高考失利，闲散在家，靠了阿娘的资助，我有了一辆红色的夏利。载过父母，带过朋友，乘过邻居，我请阿娘乘，她却执意不肯，再远的路都要拼将自己的双腿走过去。就是这双手，而今已布满针眼和淤青，似乎再也没有插针的空隙了。我轻轻地把阿娘的手放回她的膝上。
窗外，繁华的街市，熙攘的人群，车里，阿娘坐在我的身边。今天，她终于享受到坐轿车的舒适了，终于肯赏光让孙子带着来看看久违的外滩了。前面的路，有直的，有弯的，宽阔的，狭窄的，如同生命一般延续不断，变化无常。
记不清开了多久，医院又到了，我打开车门，抱下阿娘，向在门口等候多时的戴着黑纱，红着眼眶的人们说，“好了，我们回来了。”
作者的语言朴实无华，似是在絮絮地说着家常，把阿娘对家庭奉献的一生一一展现，正嫌只有陈述，没有情节，却在结尾处让人惊心———原来阿娘终于肯坐上孙儿开的出租，去奢侈一回兜风观光的时候，她其实已经不在人世了，作者在此只用了“戴着黑纱，红着眼眶”廖廖数字，让读者恍然。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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