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
我在北京的部队大院长大，部队里有一个很大的操场，每周都放免费的露天电影。当时部队得天独厚有自己的放映机，还能够从总政的片库调拷贝，一部电影拍完了，一周之内我们肯定可以看到。
我六七岁开始看电影，上大学前很少进电影院，1969～1975年间看得最多。
那时看露天电影像过节
放露天电影那天就好像过节一样，全家老小都会出动，大人对小孩也比较放纵，由着我们随便打闹。大家都在天还大亮的时候就搬凳子抢占最好的座位。院子里好看的女孩会特地换身衣服，也不知道她是真找地方还是装模作样，总之她会围着操场绕上两圈，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她身上，大家悄悄地打听她是谁家的姑娘。
放映队的车来了，卸下设备，扯上绳子，挂起幕布，底下的人就自发地帮着看，七嘴八舌地喊着“往左点”、“向右点”，让银幕挂平。放映员把机器架起来，在幕布上打出一束光，开始调焦。这时所有人都会站起来，做手影，摆各种姿势，银幕上就出现千奇百怪的影子。
冬天下雪露天电影也照放不误，我们用棉衣捂得严严实实，戴着大棉帽，穿着棉鞋去看电影。那时候北京室外比现在冷多了，但我们坐在雪地一点都不觉得冷，甚至都没有感到脸或者脚被冻麻了。
露天电影给我的感觉很奇怪，它会带来很多和电影无关的感受。有一次看《杜鹃山》，在操场等待时前面传来一股烟味，我觉得特别好闻。我才上小学，就暗自下定决心，长大了一定要抽这个牌子的烟，还跑过去偷偷地看到那是香山牌。
童年理想就是当放映员
院里的孩子中间老在流传各种关于电影的谣言。有个孩子吹嘘看过特宽宽银幕，他说一般只能在银幕上看到一个地主被打，而在特宽宽银幕上就能够看到旁边还有另一个地主被打，听得我们都呆住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他的想象。还有孩子说他看了《无名英雄》的下集，甚至自己绘声绘色地编出了下集故事，其实那部片子根本没有下集。
我们很喜欢把一些外国片场景抽出来变成游戏。《列宁在1918》里有个角色最后被人掐喉咙，踉跄着走了几步从窗口跳下去。我们小孩特爱模仿，所有人都争着演跳楼的人，找了一处二楼阳台，搬些沙包放在下面，轮着学那人痛不欲生地跳楼。我们都爱演反派，反派可以骂人打人，比较放肆。
我的童年理想就是当放映员，因为我觉得放映员是部队里最帅的小伙子，人很精神，是有手艺的文化人，跟那些天天扔手榴弹的战士不一样，还可以永远看新电影，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我喜欢跟着放映组的人做打杂，八九岁时就被当作了编外人员。放映队来的时候，会用大喇叭叫我的名字，我特别骄傲地一溜烟跑到放映队，帮忙倒胶片、贴告示、画幻灯片。有一次放映员奖励我，在开场前单独为我投影在墙壁上，放了《永不妥协》中的一本胶片，这件事令我得意地跟伙伴吹嘘了大半年。
对老电影倒背如流
因为没那么多片子可放，经常重复放一些片子。当时有个说法叫“三战一哈”，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毛泽东主席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每一部我都看过几十遍。而样板戏不仅看了很多遍，而且看了好几个版本。我们小孩认为每个版本都是一部不同的电影。
新片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有这么一个顺口溜：“阿尔巴尼亚电影是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是搂搂抱抱，朝鲜电影是又哭又笑，越南电影是飞机大炮，中国电影是新闻简报。”阿尔巴尼亚有部电影《第八个是铜像》，用了一些闪回手法，我们怎么都看不懂。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里面有个镜头，男演员把女演员抱起来转圈，这在当时简直太大胆了。我记得看的时候整个操场上鸦雀无声，所有人屏息凝视，特别紧张，还没等出现什么画面就渐黑了。后来我们会偷偷地讨论回味，如果有人公开宣称自己喜欢这部片，大家都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觉得他心里肯定有鬼。
无法摆脱的电影情结
那时精神生活太单调了，露天电影几乎就是我们主要的精神消费。我想象不出如今哪种娱乐跟当时看露天电影一样。看露天电影有一种集体参与感，没有人组织，但是大家自发地把它当成特别正式的活动，不受任何其他事情干扰，全神贯注。
我收藏了很多原版电影海报，3000多册电影连环画，还购买了好几部老式放映机。两三年前，朝鲜歌剧团到北京来演歌剧《卖花姑娘》。前奏刚一响起，我的眼泪就没法控制地往下流。幕间休息时，我看到和我一样大的中年人，眼睛全是红红的。聊起哭的原因，竟没有一个是跟歌剧本身有关，都是想起过去看露天电影的经历。
很多年轻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像我这么大的中年人会对如今的电影那么苛刻，就因为我们是在这种环境下看电影长大的，把电影看得格外严重。对于我们来说，它是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它很神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