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有位朋友告诉我他的一个发现。他的办公室里有个从河南来的女孩子，硕士，在上海工作已经六、七年了，有了上海户籍，买了房子，是名副其实的新上海人。但她最近在努力地学习上海话，这让他觉得有些奇怪。现在的上海办公室里，日常通用的已经是普通话，不是新进单位的上海的小青年，就是像他这样的将近退休年纪的某级领导，也迁就地用洋泾浜国语与人交谈。有笑话说，在高级办公楼里，除了勤杂工可能操上海话，其余的都说普通话，怎么她天生不说上海话的，却反倒要学说上海话了呢？
她说，本来她和其他新上海人一样，最恨上海人在她面前说上海话，觉得这是上海人骨子里瞧不起外地人，还总觉得他们是在议论自己、嘲笑自己。现在周围的上海人确实都普遍地在用普通话交谈，她也觉得融入了上海的环境，上海就是自己的家乡。反倒是故乡的亲友见她不会说上海话，认为她还没有真正进入上海生活圈，心底里不承认她的新上海人的身份。故乡亲友的这种态度，深刻影响到她的新上海人身份的自我认同，所以她要学会说一口流利纯正的上海话。她因此去上学说上海话的辅导班。据她说，目前上海像这样的班还不少，学员有来沪打工的民工，而像她那样的白领新上海人也有许多。
那位朋友是看到我最近写的关于保护上海话的文章，告诉我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令我一下子兴奋起来，使我原来的认识顿然产生了一个飞跃。
我原来以为我对上海话这种文化现象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我在写于1993年的《话说上海人》（1995年在此文的基础上扩展为《上海人》一书）一文中提出，上海话很可能是南宋成型的杭州话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唯一形成的新方言。造方言难于造长城，不是谁下决心、下命令可以办到的。一种新方言的产生，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诞生，上海话的产生标志着现代城市文化在中国诞生。所以，可以说上海人对近现代中国文化的贡献，首先当推上海话；而中国近现代首屈一指的文化成果，可能也是上海话。但因为上海人志向远大，追求的不是一种新方言，而是一种便于交流的新雅言，所以，在上海话的丰富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既对现代汉语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出现过纯用沪语写作的小说，沪剧、评弹、滑稽、越剧、淮剧、甬剧等吴语剧种，都以上海为其发祥地；另一方面，上海人不喜欢上海话，上海话一入文就觉得俗，上海作家为不能我手写我口，生动鲜活的表达自己的情感而苦恼，也是明显的事实。这种看似矛盾、奇怪的现象，其实基于同一个原因。所以，我看到媒体展开保护上海话的讨论，就发表意见说，方言是活在人们口头的语言，因此是不需要保护的。而方言是在不断更新的活的语言，因此，任何要将方言标准化（必然凝固化）的保护措施，与方言特性是相违背的，至少是拔苗助长式的，或水中捞月式的。今天的上海青少年日常不能说“标准”的上海话，并非值得忧虑的现象，很可能是上海话的发展趋势。方言朝什么趋势变化，或者拒绝变化、很少变化，是使用这一方言的人群的自然选择，只能预测，谁也无力改编。
后来，我与力主保护上海方言的专家有机会进行了交流，觉得他们其实是争取方言（上海话）进入雅言（书面语）的合法权利，对这一点，我是完全赞同的。而这个故事则告诉我，我原来讨论这个问题时，仅把上海话作为方言来理解，还是有些狭隘了。那位努力要学好上海话的女孩子，就把上海话认作一种文化身份证。她对上海话的热爱，不同于对家乡方言的热爱，说家乡话是感性选择，学上海话是理性选择。从这种理性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有上海话代表的海派文化，作为一种融合中西的先进文明，终于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她要学上海话，不同于当年到香港去的大陆仔妹要学广东话，也不同于初到上海的余秋雨要学上海话，不是出于生存的压力，而是由于格调的提升。不管这种认知是否正确，就像许多人觉得能说好英语显得有知识有身份一样，上海话能像英语似的成为一种文化标志，这是海派文化的光荣，是每个参与创造海派文化的上海人的骄傲，也是中华文化充满活力的表征。
我从这个信息，看到了海派文化建设的一种新的思路，就是围绕弘扬上海话这个题目做好文章。上海话与海派文化不仅作为上海地区的方言与文化，更应从中国近代以降的新的语言现象与文明模式的高度来认识。电视、广播应考虑开沪语频道频率，或有一个时段集中播出沪语节目，节目中除沪语新闻、谈话节目外，还可以播出上海人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曲曲艺。还可以从近现代的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作品中节选上海特色鲜明、上海话的美感表现比较充分的篇章，编几本不同年纪的课外读物，作为上海中小学生乡土教材的一种，只读不考，让孩子在轻松有趣的阅读中得个中三昧。上海话是因适应现代城市文明而生的，应该伴随现代城市文明在中国的发展成熟而长。一代代上海人为创造丰富上海话与海派文化作出了贡献，也受到了这种文明的哺育，今天更应该为弘扬这种文化再多做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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