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养母今年86岁了，高高大大的个子耳不聋，眼不花。不公平的苦难把她的两个肩膀压的一高一低。穿着肥肥大大的棉衣棉裤，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就像乡间小路上那些要翻的拉草的车。

　　自从她进了我家的门，顿时房间小了，房顶矮了，所有的东西都仿佛小了一号。

　　养母有两句经典的口头禅：一句是“这话你得这么说”，一般是参与别人谈话她老人家要表达独到观点时的转折句式；并且非常强势地把“她”要这么说变成“你”得这么说。另一句是“一句话管总吧。”这就带有总结性了，类似领导们作报告时的总结语。

　　每到冬天，养母就像候鸟一样来我家了。家里也就热闹起来，什么亲戚朋友街坊老乡比下通知来的还快。经常是我还没到家，我家的餐桌上早就坐满了人，我得先找个空把自己塞进去。

　　女儿一进门看着满屋子陌生的面孔就说：“妈，这是咱家吗？”

　　看着女儿满脸的不高兴，养母不失时机地用上了她的经典：“孩子，你得这么说，谁家还缺顿饭吃呀？人家还不是瞧着俺这张脸大？一句话管总吧，论人情还是俺乡下人厚实。”

　　伺候着这满屋子七大姑八大姨还有十杆子够不着的街坊老乡们，养母把大盘的肉，大碗的酒统统张罗出来，一时间她成了家里的国王！

　　养母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为解放军推过小车运过粮，还差点儿被二鬼子活埋，中共建制后当上我们村的第一任村支书，至今享受着政府每年几百元的生活补贴。每当我十分不屑地说起她的这份待遇，养母就一脸的不高兴：“这话你得这么说，逢年过节的人家镇长可是提着酒去看俺，不是没看别人？”

　　养母的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枣树，枣树下放着一张长长的桌子，桌子上一年四季都坐满了她的一群孩子，还有亲戚家的表兄表弟表姐表妹们。每到饭时，偌大的院子就成了一个大食堂，热腾腾的饭菜招来了孩子们的欢天喜地，也引来了成群结队的鸡鸭鹅狗们。

　　可是到了灾荒年景，这张桌子上的食物就只剩下难以下咽的糠皮窝头，盆里的粥稀得能照出人影！可坐在这张饭桌上吃饭的孩子们却越来越多了———灾荒从乡村蔓延到城市，城里亲戚家的孩子们也被饥饿驱赶到了乡村。

　　眼看着餐桌上的东西越来越少，养父的脸色也就越来越难看，终于有一天养父开口了：“他娘，咱可不能硬撑着啊，这么一大堆人到哪弄吃的呀，还是让他们各回各家吧。”养母说：“他们回去吃马路啃马路呀？你得这么说，人家有办法也早把孩子领回去了，没看见城里人都跑到乡下捡烂地瓜吗？一句话管总吧，咱能撑一天算一天！”

　　话是这么说，可餐桌上的糠皮窝头又换成了野菜团，盆里的稀粥也换成了野菜汤，孩子们一大碗一大碗地抢着喝。我的一个小表哥又爱尿炕，这一来养母家的大土坑可就遭了殃！我的养父养母时常用身子把孩子们尿湿的被褥捂干。

　　我从小就被娇宠惯养，一看见那些野菜团子就吐绿水，天天盼着养母摘下腰里的那串钥匙和保管员一起开仓库，因为仓库里不仅有玉米种，小麦种，还有白花花的大花生。我跟在养母的屁股后偷偷地抓一些花生放在口袋里回家吃，养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当没看见。

　　——我不知道那是我享受的养母的特权。这个小小的秘密就藏在我的心里，然而却挂在了我的脸上。我的圆圆的粉嘟嘟的小脸蛋就时常被人家指指戳戳：“瞧，支书家的闺女就是长得胖！”

　　突然间，我的养母不让我出门儿了。村里来了工作队，我的胖乎乎的脸蛋就成了养母的罪状。有一天，我家正在吃饭，工作队的那个短头发的女队长来了，一进门儿就用眼睛扫荡着孩子们的饭碗，然后用白白嫩嫩的手摸摸我的脸蛋：“这闺女长得真好。”我一听她夸我，就端着半碗稀菜粥送到她面前：“你饿吗？给你喝吧？”那女队长又摸摸我的头对养母说：“这孩子真乖，听说这不是你家的孩子？”这一说养母的眼圈红了：“这话你得这么说，狗生的狗疼，猫养的猫疼，这个孩子两个月就没奶吃……”说着，养母从腰里摘下那一串亮晶晶的钥匙交给女队长：“这个俺不能再拿了，就怕为了这些孩子们的嘴管不住俺的手。”

　　女队长走了，一会儿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个白馒头要给我，我不敢接，养母说：“孩子吃吧，长大了也当工作队！”

　　养母的那一串钥匙和女队长的白馒头让我体味了多少年！人啊，岂不是要出人头地才能平等地享受社会的游戏规则？

　　几十年过去了。岁月把我的养母也逼老了。

　　老娘静静地讲着她的故事，又不时地使用起她的经典：“这话你得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