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养母是我们村的第一大名人，因为她是村支书；养父是村里的第二大名人，因为他是村支书的丈夫。

　　我的养父个子高大，背微驼，光秃秃的头顶上泛着油亮，仿佛冬天的场院里那些抹了泥的麦秸垛。

　　他脾气大，胆子小，说话总爱眨巴着小眼睛，每到逢年过节，他就非常神圣地从腰包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一边在手里捻着，一边眨巴着小眼睛嘟念着：“这是打酒的，这是割肉的，这是买菜的……”然后决断地一拍大腿：“不过了！”听口气就像豁命一样！

　　这是全家人的幸福时光，养父的这一拍就会拍出一顿好饭。

　　在村里，一般是男主外，女主内。在我们家则恰恰相反，大事都是养母说了算，吃喝过日子小来小去的买进卖出则是养父当家。养父又是半路出家的厨师，家里来了客人他责无旁贷地备酒做菜，养母则心安理得地酒桌上陪客，养父的菜越做越好，养母的酒量也就越来越大。

　　如果这时候外边来人问：当家的在吗？即是养母忙得顾不上答话，养父也不敢斗胆地说一声：在！

　　我的养父对养母惟命是从，对孩子们则脾气暴烈，兄弟姐妹全都怕他，唯独我是个例外。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如果做错了什么事，他只要冲我一瞪眼，我就小嘴一咧，眼泪随着就流到嘴角：“给俺的小包袱，俺走，找俺亲妈去！”我的那只小包袱可是我的万宝囊，里面装着我的生母为我买的花裙子，花衣衫，还有我的花皮球和红头绳。养父的爆烈一旦遭遇我的“小包袱”就立刻熄火了，他顺手塞给我一块糖，小眼睛眨巴眨巴地自己找个台阶下来：“哼，也就是你吧！”

　　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我出生的那一年父母刚工作，母亲奶水不足，养母恰恰刚死了一个孩子，我就接上了养母的奶水。妈的奶水和爹做的粗茶淡饭很快就把我养成了一个“小胖妮”，但没几年，村里就因连年大雨遭受灾荒，家家户户填不饱肚子。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看到有的小伙伴穿上了花背心，红短裤，我也吵吵闹闹的要，爹从他的腰包里掏了半天只掏出几张毛票，就叹了一口气，摘下了挂在墙上的一只蓝子，我一看蓝子里装着杂七杂八牌子的香烟，没有一样是成条的，那是养父给人家当厨师挣的，他不舍得抽就积攒下来。

　　爹就提着这半蓝子香烟拿到村里的小卖部给我换回来一套花背心、红短裤。可没想到，这套我梦寐以求的新衣服刚穿了一天，人家就把那些烟们送回来了：因为存放时间太长那些烟发霉了！

　　当时，我看见爹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他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把那些烟们哗一声扔到院子里，抱着头蹲在了一边，我吓得赶忙把身上的花背心红短裤换下来交到爹的手里，爹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这是我记忆中爹的第一次哭。

　　爹的第二次哭也与我有关。

　　有一年是四清运动，我的妈倒了楣，一天到晚被工作组叫去检讨挨批，天天都熬到深更半夜，养母被折腾得面黄肌瘦。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妈和爹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正房，天很冷，炉子里跳动着忽明忽暗的火苗，屋子里烟雾弥漫，火苗映着爹娘愁苦的脸，紧锁的眉。妈把我拉到身边：“孩子，给你说件事……”刚一开口，妈就哽噎着说不下去了，爹接着说：“咱家的事你也知道了，爹也养不了你了，孩子，你走吧，找你的亲爹娘去吧”爹抱着头泣不成声。

　　一会儿，爹从里屋拿出了我的小包袱，我抱在怀里哇哇大哭：“我不走，我本来就是你们的孩子呀！”

　　爹娘抱紧了我，不知是让我走，还是让我留。

　　那一个晚上，我觉得爹妈一夜间老了。

　　爹的第三次哭是文化大革命。

　　我正上小学。我的家有一面在全村很招眼的大白墙，冬天里村里的老人和孩子都喜欢聚在这里晒太阳，墙上有村里的才子们写的黑板报，也有我涂抹的少儿书法。

　　仿佛就在一夜间，这面墙上糊满了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大多都是批判和揭发母亲的。我的爹认不了几个字，他不知深浅，更不知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见了大字报就撕，他撕完了人家就再贴，贴上了他就再撕，几个回合下来，公社的红卫兵头头和村里的红卫兵头头就把爹揪去了，爹全然不怕，脱光了膀子拍着胸脯：我老婆没罪，有种冲我来！我就是个种地的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那些头头们不仅震不住我的爹，反而激怒了他，他撕那些大字报更凶猛了！光撕不过瘾，他又找来铁掀在墙上猛铲，铲来铲去，随着一场大雨那面大墙轰然倒塌了！

　　墙倒了，红卫兵就把大字报往我们家门口的大柳树上贴，爹就用铲子铲光了树皮，最后爹把树也连根刨了。

　　白天，爹冲着大字报发疯，夜晚，爹陪着挨批斗回来的母亲抽烟，有时，还炒上两个鸡蛋和母亲喝两盅闷酒。一向粗粗拉拉，大大咧咧的妈少有地给爹倒酒、挟菜。爹的眼睛里泪花闪闪，昏暗的油灯下烟雾弥漫。

　　在那些日子里，爹的腰不弯了，背不驼了，——文化大革命造就了一个草莽英雄！

　　春天来了。爹重新垒好了我们家的那面大墙，粉刷的比过去更白更耀眼，可是，就在那个春天里，我却真的要走了。

　　爹娘为我打点行装，我首先想到我的小包袱，我挎起我的“万宝囊”，一抬头，看见爹的眼圈红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是爹最后一次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