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文学艺术研究工作者，但让我上讲坛与学生们交流、传播文化艺术的知识，我觉得似乎也是我分内的事情，我曾受聘于一些大学的艺术系，给大学生讲授《艺术概论》，并乐此不疲。我以为这对我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在我向同学们讲授和交流的过程中，我获得了我所需要的信息，也在同学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时尚的语言和行为，使自己不至于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大有与时俱进的满足感。

　　刘心武原本是个作家，但是，他有传播文化的热情，在电视上、在讲坛上演讲他所研究《红楼梦》的心得体会；易中天本身就是一个大学教授，他在课堂上和电视上非常热衷于讲历史故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电视节目和大学的讲坛，演绎经典名著和历史，以通俗易懂和生动活泼的演说方式，去赢得一般听众和大学生们的喝彩。他们都无意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学术面目出现，对古典名著或历史故事进行学究式的演绎。相反，他们以一种通俗的方式演绎历史，理解名著。注重学术与大众的对接，把民族文化传承下去，不让历史记忆中断，这是有责任感的作家学者的心声；面向大众传播传统文化，与大众分享传统文化也是作家、学者的当代责任。

　　学术讲座、解读经典等现代文化传播的途径有各种各样，如阅读书籍，电视、讲坛的讲座等。由于现代传媒日渐发达，大大拓展了文化传播的途径，电视台作为一个公共媒体，是可以将那些本属于大学讲坛的知识向大众传播。即使是知名的学者也可以借助电视媒体普及学术。因此，作家、学者利用电视的思想传播功能，通过电视使学术大众化，更可以使之成为学术论坛，成为公共文化启蒙、普及的一个平台。

　　当然，文化传播是要讲技巧和手段的。以我的实践经验，我以为，使用何种技巧、那些手段是要视对象而定的。学术式、通俗化、亲和力等种种方式和手段，是因人而定的。因为读者和观众可以细分成很多种类，粗分成一般读者、一般观众和职业读者、职业观众也是合理的。尤其是现代传媒的广大受众中有老中青幼各色人等，文化程度各异，属于一般读者和一般观众范畴。

　　如果要想把一般观众读者而不是专业观众读者吸引过来，就要看你所讲授的文化的内容，更就要看你使用何种技巧了，学者用非学术的语言，来讲学术性的内容，是不是会拉近了学者与一般读者观众之间的距离呢？传播效果是不是会好一点呢？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播的对接，如果采取“平民立场，现代视角”是不是会更人易于接受呢？有人说：学院学者们胶柱鼓瑟、刻舟求剑的“学术”，早已令人厌倦。学生们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无暇品读文学和历史作品，以致很难获得真正有效的历史文化知识。尽管今天的教育已经相当普及，但公众患有严重的“文化饥渴症”，以致“新说书”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一种补习教育。我以为他说得是有一些道理的。

　　当年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系里有许多大牌教授，是我们很仰慕的。但是，讲课讲得最好的且为广大师生所公认的是吴欢章先生，那时候，他是个年轻教师，学术声望还远远不及那些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但他讲课很有一套，很有亲和力，能够与听课的学生进行有效的课堂沟通，故极有吸引力，他的课受到大学生们包括留学生的欢迎。也许是受到老师授课风格的影响，我在讲课的时候也要求自己时时表现出一种亲和力来，把本来是枯燥无味的理论课尽量讲得通俗易懂，尽量风趣有味一些，同学们的反映还不错，课堂内经常笑声不断。

　　亲和力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作为站在课堂讲坛上，还是坐在电视讲坛上的主讲人，面向那么多的学生和数以千万计的电视观众，是一定要表现出这方面的素养的。你不能居高临下、咄咄逼人，更不能有对立情绪。你要有与大家一起商讨学术问题的宽大胸怀和亲切口吻，他就爱听你讲话，有了亲和力和吸引力，传播效果就会更好。

　　不过，想要在课堂上和电视讲坛上受到学生和广大听众的欢迎还是要有深厚修养的，首先是要以深厚的学术素养为基础；其次是要有学识广度作依傍；再是要有较好的表达能力为传播媒介。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你如果能够做到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的去演说，肯定会受到大家的青睐。

　　文化传播可以用专业术语，但是，要把专业术语通俗化，授课人要用让人“听得懂”的语言来“翻译”学术，让听众引起足够的兴趣，激发参与的热情，产生互动的效应，这样才能达到传播的目的。如将古典人物、事件用“现代语言”加以阐述也不失为一个有趣的方法：“韩信是一个待业青年”、“朝廷派人去查吴王，也没有发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嘛”、“周郎就是帅哥的意思”等等，令人忍俊不禁，哑然失笑，这种“趣说”，加深了大家对那遥远的历史的理解，拉近了人们与历史之间的距离，增加了听读历史、学习历史的兴趣。

　　易中天认为“怎么讲”和“谁来讲”可能是比“讲什么”更为重要的问题。他说“找一个最好的播音员，拿《三国志》照着念，效果肯定大不相同，这说明我们的文化本身并没有什么危机，有问题的是文化的传承方式和传播方式。”现代历史讲座打破了传统说史的沉闷局面，为历史知识的普及开拓了一条道路。对此，要在确定的文化氛围、文化环境、文化条件下来进行现实的创造。余秋雨也觉得“让中国的听众们有机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话语系统，这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化景象。”这些话是讲得不错的，文化传播的确需要有创新意识，需要有各式各样的话语系统丰富我们的文化传播的讲坛。

　　自然，不同的想法应该允许存在，如：认为传统文化传播的正宗是在书斋，报纸、电视、网站都是不正经的地方；引用“现代语言”讲授历史，被有些人批评为“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用通俗的方法讲授历史、解读名著，也有人在他们的头上扣上了“混嚼”名著和“戏说”历史的帽子，认为“这种把学术与电视胡乱嫁接在一起的光怪陆离的现象”，很难避免“学术被电视异化的窘境”，学术通过电视进行传播后将导致“学术贬值”等。

　　对于这些不同的观点，我们不必去作无谓的争论。因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只要有人愿意听，他的演说有听众，而且深受欢迎，就说明他有存在的价值。而正说历史，精读经典，考证史料也是正宗的文化传播，我想不偏废哪一种方法才是我们应取的策略，关键还在于你传播文化的方法和手段是否能引人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