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少年时代，每到学校放学放假，同学们纷纷都会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福天乐地———或抓鸟逮鱼或踢球摔跤，文气一点的，要不看看小人书和漫无边际地胡侃海聊。那时的我，总觉得玩那些不够格调，便大多呆在家里看看自己喜欢的书，要不跟着长辈问这问那。待我稍大些，自忖一个人总该有些志向才好，便开始留意学些东西，后经学校推荐，不料顺利地考进了少年宫的学生课余文工团，同时还参加了我一向喜欢的无线电航模兴趣小组。

　　其实我自小生性内向，一个人的活动最适合我。于是，从读书识字起就喜欢写写划划的我，除了少年宫的活动之外，索性就无师自通地练开了写字。

　　到了中学，在年级里写字已经小有名声的我，有一天忽然对刻印发生了兴趣，那曲曲直直形状各异的朱文印白文印，竟让我亢奋不已。于是我又试着摆弄起印章来，直至越来越着迷，越来越不可自拔。为了刻印，我的“数理化”成绩的“红灯”直线上升，对班主任提出的警告，居然执迷不悟！说实话，虽然那时我念的是重点中学，国语成绩也算相当不错，但“数理化”蹩脚至此，怕是连升学都会有些问题的呢。

　　毕业那年，文化大革命烽烟骤起，一时分配无着，家里人也害怕我出去“闹革命”，这样，我便又心安理得一门心思地玩起了刻印的乐趣。家中原本有些字贴印谱，那些年尽管翻来覆去自以为用了不少功，却依然不见有多大的长进。这时我才想起，该向名家讨教才对。名家当然不容易找，更何况我所知道的名家不是被管制，就是已被打倒。

　　两年之后，我有幸没去农村而被分配到工厂上班。恰巧，“东方红书画社”（上海书画出版社前身）欲出版一部集体创作的以革命样板戏唱词为刻印内容的《新印谱》，而正向社会征稿，未出茅庐的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前去应征。大约过了一周的时间，一天上中班，传达室通知我听电话，孰料电话那头传来一句“我是方去疾”的浑厚声音，那可是我倾慕已久的篆刻名家方去疾先生啊，方先生通知我第二天就去南京东路422号二楼（出版社所在地）开碰头会确定印稿。我兴奋极了。

　　“东方红书画社”出版组的办公室不大，里面放了三、四个写字桌。我进门早，只见座位上有位头发略白大约五十多岁的气派男子，正神采飞扬地面对另一位年纪略大而个子却小的“老夫子”谈兴正浓。我一时分不清哪一位是方先生。正在这时，其中那位身材魁梧者侧过身子首先向我问了名字打了招呼，然后站起来介绍说，这位是单晓天同志（那个年代的时兴称呼），我是方去疾。方先生比我原本想象中的年龄，显然轻了很多，尤其是他那举手投足时的独有风度，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这以后，我除了经常向方先生请教和《新印谱》相关的简化字刻印外，同时也将自己的摹古篆刻习作，不时拿到方先生桌上，而每一次方先生都会在极仔细地看过之后，总会提出若干些问题。如今回忆起来，1976年初夏，距今似乎不久的我被借调至方先生身边工作的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难忘却的美好时光。

　　我和方先生的交往，不知不觉间，竟然已近三十年。这期间，方先生的住所从原先狭窄朝北的汉口路，搬到了较前大为宽敞的离普希金塑像不过百米之遥的岳阳路，之后，方先生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此间，我也前前后后地搬了三次家。那些年，除了我一直不间断地去请教外，方先生偶而也来我家坐坐，记得我的四川路虹口旧宅，他就来过好几次。先生、师长来后辈人家作客，向来被看作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因此每次方先生的到来，我的激动心情可想而知。随着日渐熟识，我俩的交往从最初的纯粹印学之道，而至家长里短无所不谈，兴致高起来，甚至还会开上句把玩笑话或者来上几盅。

　　在创作上学问上，方先生的严谨，是人所皆知的。治学时不找到充分证据，他决不轻易下结论；一方印章章法未妥，他决不轻易动刀。数十年来一贯如此。记得初识方先生不久，我曾以《新印谱》中他所刻制的一方仿古玺风格的“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白文印相询问：此刻印章让人读后感到如此健畅明快，其创作过程是否亦顷刻一就?先生笑而答曰：“十七分钟”。稍顿又说：“你可知道这方印面的布局，我可是用了整整一个星期呢”——这岂可同日而语的两个时间定数，令我思索良久，它至少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这种在创作上的所谓一丝不苟的态度，确实是很少人能够做到的，如果这一点真正做到了，则便可说是已经具备了日后出类拔萃的基本素质。

　　这许多年来，我的确领教了方先生的严格。他直言不讳的真诚性格，不知给多少人们带来创作上的启示和帮助。在向方先生讨教的这么多年，我不曾记得他对我有过哪怕是一次赞扬的话，然而越是这样，却越能让人们感受此中的珍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