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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民工帅伟领着一帮民工兄弟，拼死拼活苦干了两年没拿到一分钱。不得已，他们在亲手装修的包工头住宅里安营扎寨，追讨欠薪。然而，讨薪之路充满了艰辛和陷阱。在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关注下，帅伟和他的民工兄弟最终走上电视，亮出那张欠条，进行了一次发人深省的“拍卖”……
由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推出的原创话剧《民工兄弟》，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一突出的社会问题，以小人物命途多舛、抗争维权为主题，借城市购房“装修”这个载体，展现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反映出农民工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冲突，呈现出城乡两重空间的生活内涵与质感，呼唤人们心底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话剧既体现了社会各界包括工会组织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也展现了农民工这一群体从自在、自为到自觉的心路历程。
当良知缺乏我选择与民工兄弟同在
■贾鸿源
2003年，一位长相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眼球。她叫熊德明，CCTV2003中国经济年度公益人物。与她并排一起站在中央台颁奖典礼舞台上的是当选2003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中国首富、网易创始人丁磊；中国最年轻的富豪、身价四十亿元的陈天桥；打造“神舟”、“神箭”的中国科技集团老总张庆伟；创下震惊世界骄人业绩的民营企业蒙牛乳业董事长兼总裁牛根生等十位风云人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年收入都以百万、千万、亿计算；而熊德明的年收入是六、七千块钱。
但这并不妨碍她获得了全场最热烈的掌声。因为她对总理说的一句大实话，中国农民工被欠薪的“反拖欠”风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
这句话是：去年老公修万步梯，欠了我们2000多元的工资。
看着电视画面和读着相关报道，我既心酸又难过。要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出头替一位区区无名的民工讨薪，我不知道这是社会进步的福音还是道德底线的溃退。
与此同时，我开始了二十年后又一套新居的装修。与装修民工相知、相交与相熟的过程中，我看到他们在和城市人的搏弈中以农民式的狡黠和智慧在为自己的生存争取最大的利益空间和维系最低限度的人格尊严时，一个以装修民工讨薪的与城里人搏弈的话剧题材油然而生，我想它的基调应该是温馨中透着悲凉和欢笑后引发冷峻。
在后来的深度采访和阅读中，当我看到装修的民工仅仅因为在绿化丛中尿急解手而被小区保安冠以“不文明”的帽子拖到小区门口挂牌示众；当施工队民工久久拿不到欠薪，推举代表穿着拼凑起来的西装外套（怕有碍市容）站在城市的十字街头，高举法院的判决书情愿将550万欠款以350万价格拍卖时，我的视线模糊了……
那个站在城市中心孤立无援（他身边围着他的四、五个农民工兄弟）拍卖欠薪的民工实际是在拷问一座城市的社会良知和道德底线……
城市应该并且正在作出强有力的呼声。
今天已经不是民工离不开城市，而是城市离不开民工。当良知缺乏的时候，我只能选择和我的民工兄弟站在一起。
今天，我们看到的舞台形象和文本的描述焦点已经发生了某种转移，当欠薪对一座城市（或媒体）社会良知的拷问转化成对讨薪过程的纯粹描述和琐碎的絮叨时，再来追索欠薪的实际理由显然是一种事过境迁的滞后。
重要的是，面对欠薪的事实，每个受惠于民工恩惠的城市人都必须回答：在人类良知的拷问下，你站在哪一边？！
对灵魂的拷打永无止期！这才是艺术的精髓。
聆听民工的声音
导演杨昕巍曾因执导《我为歌狂》等剧被人称为“票房”导演。他说，这部作品以轻喜剧的形式和吸引观众眼球的突发事件来化解沉重的命题，让观众在笑声中体味农民兄弟的甘苦；也让充斥白领情话的舞台上，响起另一种生存和打拼的声音。他说，剧中不少冲突都来自真实事件。如最后一幕，当百余人的民工队辛苦一年却“颗粒无收”，拿着一张580万元的欠款单上电视台拍卖；装修工在高档小区装修时，因无厕所在绿地小便而被保安抓住示众等等。这些沉重的情节融入戏剧化的氛围里，通过农民工的自嘲，有血有肉地表现了农民工的喜怒，让观众在“好看”、“好玩”之余咀嚼其中的内涵。排练中，演职人员全身心投入创作，增添了不少鲜活、生动的语言，使作品的主题和表现形式得到了升华。
（来源：解放日报）
“我是冲着这个结尾才接这部戏的”
■李传缨
导演杨昕巍是我当年同校的同学，之前曾几次来邀我演戏，我觉得不是很对路，都拒绝了。这次拿到《民工兄弟》的本子，我一下子被最后那个拍卖欠条的情节所吸引，这是一个悲壮的场面，让我感到震撼。可以说，我是冲着这个结尾才接这个戏的。虽然这个戏的最后一笔不是骇世惊俗，对这样一个结尾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觉得小人物就是有小人物的暴发点，从这点上说，这是一个妙笔，就是冲着这最后一个妙笔，我也要把它演好。
一台戏是一群人的工作，要演好一台戏，也是一件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事。我喜欢我们这个创作集体，虽然有时候有冲突，有争论，但都是对事不对人。没有争论，就没有打磨，就成不了好东西。有一个故事，说山里有两块相同的花岗岩，一块给人加工成了台阶，一块给雕刻成了佛像。那块做台阶的花岗岩就不服气，对刻成了佛像的花岗岩说，凭什么你接受人的膜拜，而我们却被人踩踏？那块花岗岩说，你们只用了六刀就成材了，而我经历了千刀万剐。同样，要塑造好一个艺术形象，也必须经历千刀万剐。我出戏很慢，并不是达不到，而是对自己有要求。有时候为了一部戏我会在家里流泪，可见这事把你折磨成什么样子了。我相信，只有被折磨，出来的东西才会丰满。
对于这个戏，我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演员，一个男一号，在前期，对于剧本的修改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这对我来说是很累的一件事。因为我同时带着两个班，每天至少有三节课要上。不管是排练场还是剧场，也许我不是第一个到，但我绝对是在头三个到。从排戏到上演，三个星期的时间，我只误了两节课。都是赶出来的呀。
这部戏我妻子来看了两次。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过去我从来没看见过民工，不是他们不存在，也许他们就在我身边走动，但我从不去注意他们，然而今天我看见他们了，并且朝他们笑了一笑。一个戏剧，并不是一本教科书，看一出戏，也不等于上一堂课或接受一次教育，但一个戏剧，如果能够让一些观众感悟到什么，那么无论是这个戏的编剧、导演还是演员，就会感到很欣慰。我没有为这部戏询访过很多人，但我妻子，身边的这个人，也许她开始是出于关注我而来关注这部戏，但最后的结果是她开始关注民工了，这不是因为关注我而能得到的结果，因此她传递给我的这个信息，让我感到我成功了，这个戏成功了。
但对这个戏我还有一个遗憾，因为到目前为止，观看群体还只限于民工。我非常希望让上海的市民阶层也走进剧场来看一看这个戏。其实真正要关心民工的，不是民工自己，而是民工身边的人。作为人这个概念来讲，民工也有民工的理想，他们都是带着自己的理想到城市里来打工，他们谁也不愿意看到整个城市给他们的都是一张张冷漠的脸。因此如果能让市民来多了解一些民工，多了解他们的生活，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这出戏表现的是一个弱势群体的一个生活的片断，凭我自己的经验，我有这个自信，这个戏如果再稍微浓缩一些的话，完全可以放到话剧市场上去。
观众谈《民工兄弟》
话剧比较真实
徐建平（工会干部）：
我在杨浦区做工会工作，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看话剧的还有一些民工兄弟。看后大家反映比较真实亲切。由于各级政府的重视，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已经不多见，我们在社区内建立了“联络箱”，民工除了工资问题之外，还有其它困难需要援助，比如医疗、学习、子女教育等一系列其他方面的问题。
戏的最后要让大家看到希望
王耀美（五角场地区总工会）：
看完这个话剧，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因为结尾那些“民工”费尽心思就是为了讨回他们应得的劳动报酬。在这个戏里面似乎大家都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一套房子的主人虽然去了美国，但是房子还在。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拍卖，来偿还民工们的工资。我想，如果戏的最后加这么一笔，至少可以让大家看到希望。
我不喜欢这个戏的名字
金明（民工）：
我不喜欢这个戏的名字，为什么要那么强调地区分开“民工”两个字呢？在我的印象中，甚至社会的流行语中，“民工”一词多少带有歧视含义。来看话剧之前，我的几个老乡一听到“民工”两字就打退堂鼓了。虽然我看了戏后觉得很好，是帮我们说话的，但是如果要让更多的人接受和推广，建议修改名字。
反映民工生活的戏太少了
陈小娟（外来打工妹）：
这个话剧我很喜欢，反映“民工”生活的戏真的太少了，揭露的东西也很敏感，我会介绍给更多的人来看。其实这个戏最好是让那些老板，包工头，管理者来看看，我认为这个戏其实是演给他们看的。
农民工的精神生活与他们的
工资报酬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观众一：
在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农民工扮演了一个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只身投入城市建设大军的不尴不尬的角色。他们在孤身奋斗的时候、在单人床的集体宿舍里，他们有更多的需求，包括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上的需求，还有不可回避的生理上的需求。这在话剧中也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表达。但是，这无疑与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一样，是社会的物质条件拖欠了他们的生理需求。
我们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除了要关注他们的物质报酬之外，还必须关注到人的本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农民工的精神生活问题与他们的工资报酬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这部话剧具有亲和力
观众二：
一看到《民工兄弟》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这部话剧是反映民工生活，关心弱势群体的，这就使这部话剧具有了亲和力。这种题材很好，是老百姓愿意看的。不过，这部为农民工说话的话剧推出得有些滞后，若是再早一些推出就更好了，也许会更体现这部戏的现实意义。
作品让人的精神积极向上
观众三：
“这部作品不回避矛盾，揭示了解决矛盾的正当途径，又表现出民工兄弟在城市文化的熏陶下重塑自我、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这样的作品让人的精神积极向上。”
发人深省的结尾
观众四：
话剧反映了一个非常真实的社会问题，主题的深刻性是不容置疑的。
让观众拍案叫绝的是戏的结尾。农民工队长扬起了手中的那一张工资欠条，说要把它拍卖掉，五十八万三千六百元的欠条他宁可只要二十八万拍掉。三十万的差额，是农民工兄弟们的血汗啊，能那么轻易地放水吗？
让人心酸的结尾，发人深省的结尾，农民工队长举起的那张皱巴巴的欠款单，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我想，什么时候，农民工可以像工人、像机关干部一样每个月能正常地拿工资，那我们这个社会就真正地和谐了……
《民工兄弟》展现职工艺术魅力
原创话剧《民工兄弟》将视角对准了在城市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农民工，在充斥了白领梦呓、情话绵绵的城市舞台上，让人们聆听到另一种生存和打拼的声音。
11月22日，由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推出的原创话剧《民工兄弟》在上海沪东工人文化宫正式演出。
话剧《民工兄弟》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一突出的社会问题，以小人物命途多舛、抗争维权为主题，借城市购房“装修”这个载体，展现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反映出农民工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冲突，呈现出城乡两重空间的生活内涵与质感，呼唤人们心底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话剧既体现了社会各界包括工会组织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也展现了农民工这一群体从自在、自为到自觉的心路历程。
《民工兄弟》的剧情创作缘自于导演的一次所见所闻。民工帅伟领着一帮民工兄弟，拼死拼活苦干两年没拿到一分钱。不得已，他们在亲手装修的包工头住宅里安营扎寨，追讨欠薪。然而，讨薪之路充满了艰辛和陷阱，这是一场不对称的博弈，当弱势面对强势，当淳朴遭遇阴谋，有时会显得如此无奈。在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关注下，帅伟和他的民工兄弟最终走上电视，亮出那张欠条，进行了一次发人深省的“拍卖”……
据了解，被称为“市宫作家群”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创作团队，继去年推出主旋律作品《谁主沉浮》后，今年将视角对准了在城市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农民工，在充斥了白领梦呓、情话绵绵的城市舞台上，让人们聆听另一种生存和打拼的声音，把表现民工兄弟无怨无悔、重塑自我的生命历程，作为不改的创作初衷和追求。谈及这部剧的创作缘由，曾经创作《屋外有热流》、《街上流行红裙子》、《中国制造》等作品的编剧贾鸿源称，如何让年复一年全社会关注的民工欠薪的不和谐之音最终成为城市建设中的一种绝唱，成为拷问社会良知和媒体的试金石。农民工这一特定群体，正日益受到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关注。作为上海工人文化宫，反映这一群体的艺术作品自然就成为我们的首选。《民工兄弟》以轻喜剧的形式和吸引观众眼球的突发事件化解沉重的社会命题，在轻松、戏剧化的氛围里，将弘扬主旋律和强化文化娱乐结合起来，是一部凸现原创精神、反映现实冲突、充满力度和质感又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舞台作品。
据悉，话剧《民工兄弟》11月22日在上海沪东工人文化宫首演之后，还将作为贺岁剧到基层工地为农民工演出。
（来源：工人日报2006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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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角下的“民工”：一个过渡性边缘群体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民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农业流向二、三产业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但是由于独有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我国农民进城基本是“移而不迁”，从而形成了“民工”（又称“农民工”）这一充满矛盾和过渡色彩的社会群体。当下这一社会群体的人数已经逾亿，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但是他们自身的权益状况和生活境遇却令人关注。从称谓上，不难看出民工群体的过渡性和边缘性。他们绝大多数都从事非农产业，但仍保留着农民的身份；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却又与农村有着土地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非工非农，亦工亦农，非城非乡，亦城亦乡，因此被形象的称为“民工”（“农民工”）。时到今日，“民工”这一概念已经超越了社会称谓的意义，具有了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内涵。
从政治的角度分析，民工是国家特殊治理体制的产物。这种特殊的治理体制就是通过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的实施，将国民分割成城乡两大集团，按不同的政策进行管理。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称之为“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只是松动并没有完全消解，因此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绝大多数是“移而不迁”，仍然保留了农民的身份，因此才形成了“民工”这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现象。民工的身份变化滞后于职业变化和地域变化，虽然进了城，但不是市民；虽然做了工，但不是工人。如此，他们就不能享受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他们为城市创造了巨额的财富，却被视为城市的包袱；他们为城市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康，却只能回到乡村去治病养伤。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称在民工身上却得到充分的体现。
从经济的角度分析，民工是在城市“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职业人群。进城民工面临的不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而是一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受身份的限制和体制内外及社区性、功能性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他们基本上只能在“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中寻求“城市剩余工作”，多从事的是城里人不屑于做的“脏”、“累”、“苦”工作，如建筑、纺织、清洁和服务等行业，大都是些技术要求不高、收入低、缺少福利保障、很少有晋升机会的就业岗位。这种状况固然与民工自身教育、技术素质较低有关，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的从业分布并非是与城市人充分竞争的结果。
从社会的角度分析，民工是生活在城市社会底层的“边缘人”。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却并没有融入城市；他们在农村有着土地、家庭等联系，却和农村日益陌生日益疏离。从居住上看，他们大多居住在城郊结合部的出租屋里；从社会交往看，他们很少与城市市民来往，主要与同乡、工友联系，依靠乡村社会原有的血缘、地缘关系，来帮助他们在城市中生存下去，从寻找工作，到生活互助，乃至维护人身与财产安全；从社会地位来看，他们是农村的“精英”，是家乡人羡慕和仿效的对象，但却在城市社会结构中处于底层；从社会氛围来看，他们能够处处感觉到来自城市和市民的歧视；从社会认同来看，他们往往处在一种困惑和迷茫之中，他们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既不属于工作生活的城市，也与原来的乡村日益陌生（这一点在新生代民工或二代民工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需要警惕的是他们在被城市边缘化的同时，在乡村也被边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会越来越严重。一旦民工成为既进不了城，也回不了乡的社会群体，就会成为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