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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连襟是个工人。
现在各种传媒，包括文学艺术刊物写工人题材的作品愈来愈少了。为什么少了？情况是复杂的，一时说不清。
我写连襟，目的就是关照一下工人的生活状况。我也知道现在写工人不时髦，甚至都不如写农民时髦；更不如写新人类，新新人类时髦。但是，写作也好，评论也好，终不能总赶时髦罢？总得有点踏踏实实的东西才行。
我这里所说的工人，是指那些纯工人，就是真正做工的人。不是那种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新工人阶级”。其实，把知识分子包括在工人阶级之内，现在，不但是工人们不认可，就是知识分子也不同意了。
我的连襟是个纯工人。
他先前在市蛋禽批发部干活。倒倒筐啊，上上垛啊，看守冷冻库的冷冻机之类的事，间或也做点应急的杂活儿。他在叼个烟卷干这些活儿的时候，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他以为就这样子一直干到退休呢。
现在说蛋禽批发部这样的部门，都是老话了。现在哪还有什么蛋禽批发部？满大街都是卖鸡蛋的，都发愁卖不出去呢，还批什么发呀。可是有蛋禽批发部的那个年月还不行，还得有蛋禽批发部。鸡呀、蛋呀、油肉粮棉，都紧张得不得了。一切都是凭票供应。而且供应的量极少。这样子，能在蛋禽批发部工作或者干活儿就很美，很滋润了。天叮天的，都有装着鸡和蛋大马车忽忽地往蛋禽批发部送。往别的地界送，或者自己偷着卖，不允许，犯法。所以蛋禽批发部就是一个垄断机构。这样，在蛋禽批发部干活儿，吃个白条鸡呀，吃个鸡蛋呀，不愁。愁的是吃不下去了，一吃就反胃。一咬着鸡肉或者炒鸡蛋，有一种要自杀，要与世长辞的感觉。特别痛苦。要摔筷子骂人的！
十几年后，世界变了，一切都敞开了。全城到处都是卖鸡卖蛋的。吃来吃去，城里人吃炒鸡蛋也开始痛苦起来了。过去霸气十足的蛋禽批发部门，现在已是门可罗雀喽。连一个送鸡蛋的也没有了。过去负责倒箱装筐的工人，突然没事可做了。
没事做干什么呢？哥几个，姐几个，坐在库房前晒太阳，拉闲话，打情骂俏。不想打情骂俏的，就看报纸。我那个连襟看报纸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候养成的。况且，那正是大变革的时代，报纸上的内容很丰富，让人不知是喜是忧。
连襟看报是很专注的，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叼颗劣等烟，一张报纸可以看一下午。哗啦，哗啦，折过来，展开去，连中缝，寻人、认尸、征婚、挂失的启示、讣告、停电停水的通知，全看。一个字不落。看得特认真特仔细。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跟报社的朋友说一声，评您个最佳读报员得了。”我觉得他看报这个仔细劲儿，恐怕连报社的总编辑也未见赶上他。不过，他知道的事倒是多。每当一家人凑在一起闲聊，天南地北的，说到某人某事某细节时，他就会不蔫不语地说“你说的不对———”然后，他不紧不慢地讲，是怎么怎么回事。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发出感叹词，说“噢———原来是这样。”其实，不“噢”也行，毕竟不是啥大事。可“噢”一下，也是对知者的尊敬。
中国人对知者的态度从来是很复杂的。另外，也看得出来，现在的同志们、亲友们真是愈来愈会做人了。
我继续说我这个连襟。
我这个连襟，天生是个慢性子。做什么事都特慢，但特别细致。我老丈人活着的时候，最看不上的就是他，交给他一个小活儿，照理说，简简单单，三下五除二，完了。他却不，琢磨来琢磨去，十几分钟的话儿，他能干一下午。干完了，洗脏手时还特慢，擦上肥皂，然后，两手拧啊拧，拧出一手皂油之后，再放水笼头悠然地冲净。整个过程有点类似电影的慢镜头。大家看着都急死了，但他不急。
我想，他之所以是这样一种风度，大约是他把人生看透了。要么就是，这伙计有老主腰子，他心里是不是总这么想，“又没啥事，急啥？”我感觉这就像有些作家同志写长篇小说一样，不急，款款道来，一天几百字，七年写一部。这是修养，是功夫。是一种活法。是一种杀又杀不得，砍又砍不得，骂又骂不得，爱又爱不得的事。
现在我们再回到蛋禽批发部上来。
既然蛋禽批发部名不符实了。效益也就谈不上了。没效益就没工资嘛。怎么办？这么大个批发部，那么多人，总不能大眼瞪小眼儿干等着饿死吧？
最后，头们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时候想这种办法是很痛苦，很败家的。现在不痛苦了。坦然了。已跨越这个意识障碍了）。
出租厂房、场院！
把厂房、场地租给那些个体卖鱼卖肉的。蛋禽批发部有好几个冻藏库，还有一个很大的场地，开始，你可能想不到出租它们，可那些大贩子，小贩子会主动地找你联系，给你讲一些实实在在的道理，启发你，开导你。
这时，我的那位连襟又行了。开始经常往家拎活鱼了。他也很会做鱼。虽说慢，千炖豆腐万炖鱼嘛。另外他做出的鱼的确好吃。而且他的有关鱼方面的知识也大大地丰富起来了。他甚至一眼就能辨认出哪种鱼是人工饲养的，人工饲养的鱼，是什么什么味儿，而野生的鱼，那味道该是怎样怎样的。说得头头是道。于是，大家用吃鱼的嘴又“噢———”了。
然而，光出租冷冻库和场地也挣不了多少钱。而且，由于工人干部常常白吃小贩子的鱼、肉，常常收不上租金来。再加上批发部的各项开支越来越高，各种费用都在涨价。经济效益下去了，消费档次上去了。这是个矛盾。使得整个“部”的日常开支愈发地捉襟见肘。
咋办？
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时候，房地产开发公司找上门来了。这种事不奇怪吧？很正常吧？现在到处都在扒旧楼盖房子。你看吧，到处都是新楼，加上盖楼、卖楼、租楼，又有那么多的政策与之保卫与之宣传，房地产简直火得不得了。既然来了，就谈吧。谈来谈去，当然先把个人的私事谈满足了，大家都不容易，想想看，人活着图什么呢？或公或私，或情或理，都说得通啊。再整几顿酒菜，一谈就谈成了，龙飞凤舞地签字了。
地卖了，部分的厂房也卖了，一大笔钱到手了，高兴自不必说。
单是，日子一长，好景就不长了，卖房子卖地的钱终是有数的钱，何况是大家在一起花，干部们呢还得特殊花，花着花着，没银子了。
我的那个连襟就是在这时候下岗的。
所谓下岗，也不是一分钱不开，一个月还给四百。到月去领就行。有时候，拖几天，拖半个月，但是，还给。可是，眼下须应付的各种费用还是不少哇，电费、水费、不断上涨的房租费、卫生费、保卫费、路灯费、管理费、煤气费等等，不付绝对不行。说你无理取闹。但是付过这些钱，那就更困难了。
连襟下岗后一呆就是一年。但他没向任何人哭过穷，也没向任何人发过牢骚。
老岳父就冲我发火，意思是我应当主动地帮他找个活儿干。
我对我这个连襟也有意见。他人相当不错，可总不能硬在家呆着啊。可以卖卖菜。大清早，骑自行车到火车站那儿，那儿批发各种青菜，你弄他一麻袋回来，在街口一摆，少说能挣个十块八块的，剩下的菜，还可以自己吃，不挺好的吗？我要是下岗了肯定这么干，什么脸不脸的，脸算什么，没的吃，一家人跟着你受穷才是最没脸的。再说，大小也是一家之主，也是个爷们儿，你无论如何也得对一家人负责啊。这种事还能指望别人么？别人能指望得上么？
他就那么呆着！
一天在家做三顿饭。而且做得特精。尤其是他烙的饼，烙得极好，金黄色的，又酥又软，看着让人垂涎三尺。一句话，想吃。同时也看得出，关于饼的制作方面，他有研究。
老岳父这么一骂，我也只好动作起来，我就找了文联办的一个公司的头头。这个头儿对作家还行，当然，他像某些领导一样，在内心世界肯定是看不起作家的。但他的“看不起”也并无恶意，面儿上还是十分客气的，人是个好人。我跟他仅仅是一般认识。我就跟他说了我连襟下岗的事，希望在他的公司找个活干，维持生活吧。等着上级的救济政策下来，还需要研究很长的时间呢。而且现在的“研究会”一整就跑题，撂在研究正事上的时间并不多……云云。
他打断了我的话说，行。让他来吧。我跟他谈谈。
第二天，我像有功之臣似地把他领去了。
总经理很客气地问他，你想干什么呢？
连襟说，干啥都行。
总经理说，给新楼的房间刷油怎么样？刷油挣钱多。
连襟问，怎么个刷法？
总经理说，几个人承包几个房间，挣了钱，大家劈。
连襟说，不行，他们欺负我怎么办？
总经理像美国人那样摊开双手说，那好办哪，你自己承包几个房间不就得了，钱你一个人挣。
连襟说，一个人干不了……
总经理想了想（的确得想想）说，要不，你打更怎么样？一个月给你三百四百的。
连襟问，打更，是不是在建筑工地打更？
总经理说，当然。我这个公司就是搞基建的。
连襟说，晚上太冷，受不了。
总经理又做了一个美国人的动作说，冷好办哪，公家给你买两个电褥子，晚上，你上边盖一下，下面躺一个，冷不着。
连襟说，不行。干不了。
总经理说，那么———你打扫卫生怎么样？每天你上午去一趟，下午去一遍，把房间走廊洒点水，用大扫帚哗哗一扫，完了。好不好？
连襟说，太埋汰。
总经理开始转过头来看我。
我想了想，问，经理，你那儿有没有看仓库之类的活儿？
总经理说，没有，都有人了。一些不错的活儿，都是财政局、税务局、工商局和公安局的朋友介绍的人干着哪。
总经理未言的意思是，你是个作家，你有啥用？糊涂！
我脸红了，说，那好吧，我们俩再核计核计。谢谢你呀。
总经理刚好接一个手机，总经理对着手机说，没忙啥，净些烂事儿呗。一天什么事都能撞上，连你想不到的事也撞上了。怎么办？耐心地做工作吧，哈哈……
我和连襟就走了。
出来之后，我对连襟说，没有满意的活儿是不是？嗨，没事儿，以后再想别的办法。
晚上，我回到岳父家，把情况一说，老岳父火了，说，他妈的他想干什么？当国务院总理呀！
连襟依旧在家看报，做饭，烧炉子。一切做得有板有眼。一种无为而治的仙风道骨。
不久，我分了新房，收拾房子时，每天都下来不少小木块。我都特仔细地用袋子装好，心想，连襟家烧炉子，这些小木块最好了，省得劈了。我自己劈了二十多年的柴了，那个闹心劲儿我知道。
一袋一袋地捆好了，我让我内人通知他。他却不紧不慢地说，不要———扔了吧。
我听了很生气，但仍觉得“扔了吧”可惜，非常闹心。最后没办法，我雇了辆板车给他送去了。送去时，他家里没人，只好扔到他家的后院里。
另外，搬家后，我因未能免俗，也换了不少家具，那些旧家具其实也都不错，我内人的意思是送给连襟，连襟家什么也没有。我就说，算了。人家挺有自尊心的，宁可穷死，也不要你的这些破烂儿。人家也是个男人啊。
可内人非要送，只好照例雇个车送去。一去，气氛就非常尴尬，弄得我非常不好意思。连襟收下的时候，脸上充满了反感。
出门之后，我真想抽自己几记耳光。
不过，连襟也不是什么都不要，我倒出的旧房他倒是要了，我反倒是不想给他，心想，你干脆修行到底嘛。心里虽是这么想，给还得给。他的困难毕竟是不假的。
旧房给他之后，这伙计就一个人收拾，一个帮工也不找。收拾了整整一年。连居民组长都跟我说，啧儿，太细了，可真仔细。就一个人磨磨蹭蹭地干。好性子。
我乐了，说，要是我，恨不得一天就收拾好。要是收拾一年，我就疯了。
前不久，他爱人也下岗了。在内人的鞭策下，我又老着个“作家脸”给小姨子找了个看收发室的活儿，一个月给四百块钱。
小姨子去了一天，第二天就不去了。跟我说，太远了，中午吃饭的时候还是剩饭。
小姨子说，孩子他爸也说，不行就别去了。
“孩子他爸”，就是我那个连襟。
我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我有一个朋友移居到了澳大利亚。他说，在澳大利亚，到了政府发放失业救济金的那天，那些失业者都排长队。有人领了钱立马买一箱啤酒，坐在塔斯曼海的海滩上，一瓶接一瓶地喝。啥活也不想干。洋神仙哪。
现在他们两口子都在家呆着，靠那点可怜的死钱过日子。
他那个儿子正好上高中，要交两千块钱。我让内人送点钱过去，结果人家不要，退回来了。
我每次瞅见我那个连襟，都觉得惨得慌。
名作家点评：
沈善增作为一个有成就的专业作家，不但有《正常人》、《上海人》等作品响誉文坛，并培养了许多文学青年。近年他又转身闯入学术殿堂，大胆地向延续了近两千年的老庄注疏提出了挑战，在学术界引起波澜……
小说题目《我的连襟下岗了》，而读完小说，似乎写连襟的笔墨并不多，而写连襟下岗的笔墨也不多，好像有些跑题。但正是这跑题的感觉，使人不禁要想一想，作者到底要写什么。这种欲擒故纵的叙述方式，布莱希特称之为“间离效果”，目的是要引起读者的思考。但一般使用间离效果的技法，要特别在情节中插入一些东西进去，打断情节的连贯性，使读者（观众）不至于太“进戏”，而这篇小说则采用“没戏”的叙述，使读者的期待落空，来反思作者有否深意。这是一种有创意的叙述，也是一种冒险的叙述策略。采用这样的叙述策略，必须建立在对读者的接受心理有深入了解从而有充分信心的基础上。所以，有言道，文章“宜淡不宜浓，但必须是浓后之淡”。当然，采用这样的叙述，首先是塑造人物的需要，“没戏”的叙述与连襟的温吞水性格是匹配的。其次，是表达了叙述人的倾向，也可能是作者的倾向性，一种惆怅的情绪。对“连襟”的生活态度，“我”不知如何加以评判，而这种迷茫，恰正反映了在大变动时代，“我”的价值观的迷茫。这种迷茫是具有普遍性的。所以详写了从连襟从全民垄断性企业职工到关停并转企业的待业人员的随流演变过程。这里要展示的不是经济生活的变化，而是价值观的变化。连襟与当今生活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很大的原因，是他固守着以往的价值观，这种固守对不对，实在是很难断言。因此在小说结尾处，既说了澳大利亚吃救济金的是“洋神仙”，又说“现在他们两口子都在家呆着，靠那点可怜的死钱过日子”，是不是到中国像澳大利亚那样富裕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就无可非议了呢？或者在当下他们也是观念超前，看破红尘，知足长乐呢？“我”说不清。但对习惯一种方式、一种态度、一种选择来处世的人而言，观照别一种生活方式，是可能增进对价值观的思考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