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去打“躲避球”，人事助理将我和宋震林分在一个“战斗组”。按理这没啥不妥：紧张工作之余玩游戏运动运动，愉悦身心而已。可助理不知，宋震平和我不仅是全公司玩躲避球的高手，更是工作中互不服气的对手。作为同组“战友”，宋震平和我凭借各自敏捷强健的身手，有效躲过对手的猛烈攻击，却始终组织不起小组优势“火力”击中对手。结果，战至第二轮，我组便遭淘汰。不明“事理”的助理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当着扫兴坐在冷板凳上看别人玩得痛快的同组战友的面向我俩“赔礼”，说不该将全公司两个最具“杀伤力”的人分到一个组，造成“正正得负”的后果。助理的话，却刺得我有些心疼。

　　宋震平和我都属虎。我来自“复旦”，他出自“清华”。我内向，他外露。他早我一年进公司。我们部门当时就他一个研究生，而且业务能力确实超群，连部主任都让他三分，尤其他的发散性思维，因为有坚实的理论功底依托，创意率较高。我俩首次见面是在去广州的列车上。这是公司在录用我之前的最后一次实战考核。部主任在向宋震平介绍我时说的话听来颇堪玩味：

　　“震平，这下你不必担心独木不成林了。这位是复旦的高才生，甘百驹，和你一样，硕士。这下可好，由你‘震平’大地，‘百驹’就能一往无前了！”

　　宋震平正在拨弄膝盖上的手提电脑，所以他没有一点想站起来的意思，坐在铺位上，腾出自己的右手机械地碰了碰我的右手。说实话，这让我感到尴尬，更激起了我的某种欲望。之前，我曾分别在美国和法国企业干过，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但没遇见如此不屑的“礼节”。依我看，眼前这位宋硕士一定是被他的上司激怒的，就凭他这么容易中人下怀和一眼见底的德行，量他也强不到哪里去；所以，我的脸上依然洋溢着由衷的笑容。

　　我的创意点子尽管没有宋震平多，但百发百中。主任对我的评价：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此话虽没有贬低宋震平的意思，但上面还是放出话，说我们部门也应导入竞争机制，创意经费不能再搞一刀切，必须向优势方流动。这无疑是将我和宋震平推上了角斗场。在我和宋震平之间，主任从不流露孰优孰劣，一直说我们各有优势，难分伯仲。然而，主任越是想维持平局，我们越斗得凶。其实我们都明白，这正是我们的上司“榨取”我们潜力的“阴谋”。这好比我们都爱玩的“躲避球”，因难成平局才好玩，它充分满足了人们的求胜欲和攻击性。这正是领导的高明所在：以设平局来激发我们的好胜欲望，让我们无休止地斗下去，他便从中获利。高智商的宋震平和我，即便看透了这一“阴谋”又如何？为了荣誉，更为了生存，我俩的战车已失去了制动。

　　可是，人的能力终有极限，我们终于将胜出的希望寄托在对方出现的失误上。由此带来的，是给我们部门和整个公司非常不利的后果，并直接威胁到我和宋震平的生存。主任终于露出了他的“狰狞”。他向我们透露了上峰的一个更大“阴谋”：鉴于两个“高才生”之间所发生的强强相争已影响了创意效益，不妨在两者之间做做减法。可出乎我们意料，突然有一天，主任这样对我们说：“道德精神是绝对的，排他性的，而商业精神意味着包容性和妥协性。一直以来，在我们的意识中，似乎只有道德精神的绝对性、排他性，鄙视商业精神的包容性和妥协性，这其实是一种现代社会的悲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既然已经确定了建设现代化，我们企业既然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个人既然想凭借自己的才智，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就应学会包容性与妥协性。”我和宋震平都觉得主任有点像契诃夫笔下的变色龙。但我们深思后觉得，这家伙说得很有道理。后来才知道，如此精辟之道，是他从正在央视热播的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里批发来的又一“阴谋”。但我们还是觉得他非常可爱、称职。

　　包容和妥协终于使我和宋震平的优势得到了互补，并且相得益彰。在2006年上海举行的国际创意产业产品展览会上，由我俩的创意产品荣获大奖。为此，老板一高兴，便亲自率我们走上“躲避球”的“战场”。我和宋震平又被编在一组，懂得妥协的我们终于联合起来，打败了对手，上演了一场强强妥协，共赢共荣的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