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今年是中国话剧诞辰一百周年，明年是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话剧团《于无声处》赴京演出三十周年。

　　自1978年宗福先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轰动全国起，近30年来，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剧作家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关注现实生活，把握时代脉搏，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优秀的话剧和影视剧，其中23部作品先后39次获得国家级大奖，并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独特的艺术风格形成了国内绝无仅有的市宫创作群体——“市宫剧作家群”。

　　三十而立。有着辉煌历史的市宫话剧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直面现实需要勇气，坚持创作需要自信，自我反思则来源于责任。如何回望昨天，把握今天，展望明天？而立之年的市宫话剧如何把握机遇，再创辉煌？作为市宫创作群体的剧作家们也正在为此认真思考和积极探讨。

　　回望是为了前行，坚执是为了创新，继承是为了发展。本期杂志以“主人茶座”的形式约请了多位剧作家从当事人和参与者的角度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或深沉反思、或热情期待……

　　市宫，希望的田野

　　□贺国甫

　　三十多年前，一群平凡无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青年人，因为他们是青工、店员，百分之一百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属于道道地地的蓝领，走进了市宫，走进了那里开设的小戏学习班，学习话剧创作，这多少让人有点非夷所思。

　　然而，几年后，更让人非夷所思的奇迹产生了。这个群体成员创作了震惊中国，还将名垂青史的《于无声处》，由此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屋外有热流》、《血，总是热的》、《路》……每部作品问世，《新华文摘》、《剧本》月刊这些全国最有影响的刊物都会抢先发表、转载。每部作品上演，都会造成全国性的影响，并获得国家级大奖。记得当时这些作品在市宫大剧场试验性上演的时候，都会引来全国同行相聚。市宫创作了自己的话剧剧目，造就了自己的剧作家群，市宫话剧成了话剧界不容忽视的有着自己强烈个性的一个艺术群体。

　　市宫话剧创作的奇迹般成功，作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我知道成功的最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她对我们的专业训练是非常符合艺术教育规律的；她提供给我们的艺术发展平台是非常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是幸运的。

　　记得市宫小戏学习班，前来替我们讲课的老师可以说是第一流的。小戏班的带班老师曲信先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对戏剧、影视有着深刻认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曲信先老师的同学，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荣广润先生以及许多有成就的专家、学者、艺术家都来为小戏班讲过课。小戏班特别强调学而致用，强调创作实践，强调大运动量训练。这些强化训练使我们对戏剧本质的认识，对戏剧写作技巧的把握有了极大的提升。那时候，我们几乎天天写，每星期都会写出一个独幕剧，我们不知道写过了多少个独幕剧！此外，那里的实践条件也是第一流的，我们的剧本不会只是纸上谈兵，市宫提供了大量的排练、演出的机会。记得当时我写的第一个独幕剧，就立即由市宫话剧队组织排练，演出，导演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陈明正老师，舞美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韩尚义老师，两位前辈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极有名望的专家。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我们有着多么优越的艺术学习条件，而这些条件是眼下第一流的艺术院校都无法达到的。

　　记得在市宫创作，她所提供的艺术发展平台是非常有利于艺术创作的。这个平台有非常好的艺术创作氛围，市宫创作群体的每个成员相互激励，相互帮助。谁有作品，群体就会同他讨论，群策群力，让作品得到提高、趋于成熟。这里没有什么“同行是冤家，他人是陷阱”的现象。这个平台有很好的艺术创作运行机制，成员自由创作，领导很少干预，只是在剧目树起来后才来看戏拍板，绝对不存在因为长官意志而使剧目半途夭折这种令人无奈的现象。这里鼓励成功，宽容失败，每一个成员机会均等，每一个成员的剧本都能平等地进入排练，这样的机制是一定能够创作出有质量的剧本的。

　　市宫，对工人话剧来说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进入新世纪又如何使工人话剧更加根深叶茂呢？市宫最近的动作已经展示了她的远见卓识，市宫已经让主管话剧创作的创作中心到市社团管理局登记注册，以市场化运作来应对艺术日益市场化的社会环境，这无疑是十分高明的动作，因为工人话剧当前遇到的最最有待解决的就是市场化问题。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这片土地上，工人话剧的又一个春天即将来临。

　　出局意味着反弹

　　□贾鸿源

　　2006年中、2007年初我在文化宫有限的范围内和私密场合不止一次地放言：市宫话剧创作团队和群体的日渐凋零与衰退，且后继无人，意味着一个辉煌时代的终结。而2007年中国话剧百年诞辰纪念中作为中国剧坛生力军之一、饮誉全国的市宫话剧团基本没有作为，显示出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疲软，意味着在新一轮的洗牌中我们将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

　　更可悲和深刻的含意还在于：我们既是这一轮辉煌的创造者和参与者，也是目睹它日渐衰退的送行人和目击者！抑或，我们为它的沉寂湮没还加上了自己的一铲土！

　　这不是危言，而是一种警醒。

　　意识到自己的责任，2006年我和文化宫同事尽自己微薄的能力和有识之士的领导一起，试图扭转颓势，做一次阻止大盘下跌的阻击，虽小有成效，但终究回天无力。

　　作为这个曾经辉煌过的群体一员，我缅怀过去条件简陋但充满青春气息的奋斗岁月，思慕那些伴随和引领我们跋山涉水建功立业开创辉煌的领导、师长和战友……实际上，在辉煌的顶端，危机已揭开序幕，随着领军人物宗福先和团队核心苏乐慈导演的相继被专业“招安”，群体的力量从根基上已被动摇。

　　我这样说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依据和事实：“一出戏的剧本并不就是那出戏。一出戏的完整生命只存在于演出中。”（美国职业导演、剧作家和戏剧评论家罗伯特·科恩语）。市宫创作群体的强项是剧本，但话剧的生命在于舞台的演出过程中。把剧本中对理想的追逐变为舞台上激情四溢的画面，并且有可能让一个个剧本走上舞台，作为团队核心的导演苏乐慈功不可没。她的存在，是艺术凝聚力的象征（多年以来，我一直对她心存感激，视她为我创作上的贵人之一）。她的离去，虽然不是一种群龙无首的震荡，但至少留下了一种无人填补的真空。

　　所幸的是，在话剧大盘整体看跌，而影视行情日渐看涨的情势下，以话剧起家的市宫创作群体审时度势，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战略转移和突围，开创了影视创作的新局面，梅开二度，以新的跃进姿态延续了旺盛的生命力，呈现出一种比单一的舞台创作更为灵动、开放、多姿多彩的多元化创作势态。它给市宫创作群体的生命力注入了一种新鲜因子。但，市宫话剧创作的颓势已是不争的事实。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著名企业家、万科房产商王石在接受央视采访，评说什么是成功者的标志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我看来，看一个人是否成功不是看他在巅峰状态创造了多大的业绩和财富，而是看他在跌至人生低谷时有多少反弹能力，能不能反弹起来。（大意）

　　落败和出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反弹的信心和能力。

　　对不甘寂寞和永不言败的进取者而言，出局意味着反弹。我希望自己、希望别人、希望市宫的创作群体是一个反弹者。

　　“为人民而歌，为群众而兴”

　　□陈心豪

　　职工文艺创作活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因此它和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紧密相联，并以表达群众的呼声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如解放初期反映劳动者抗美援朝、欢庆胜利的街头活报剧《打败美帝野心狼》、《活捉蒋介石》；描绘新旧社会两重天，翻身做主人的小说《骨肉》、《过年》、《车间里的春天》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颂扬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家园的城市新民歌《戴花要戴大红花》、曲艺《邮递员的信誉》等作品，无不彰扬职工文艺“为人民而歌，为群众而兴”的特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市工人文化宫话剧《于无声处》的诞生，则标志着职工文艺创作进入了一个鼎盛期。但令人费解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原本应该大有作为的职工文艺创作活动，这些年来为何反而出现了滑坡和低迷现象呢？从回溯中进行反思，我个人以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职工文艺创作因紧跟时代、紧跟形势而屡屡获奖、屡屡成功的经历，使我们无意中把作品应“符合时代需求”，逐渐和“符合形势需求”等同起来，或把“形势需求”和“领导需求”等同起来，其结果是：有些作品或是热衷于对政策的捕捉、主题的演说，忽略了艺术性和可看性；或是忽视了人民群众的需求，导致了“职工文艺没职工，获奖作品无观众”的尴尬局面。

　　而实际上，主旋律作品绝非“票房毒药”。因为无论哪个时代，文艺作品的最大消费市场即是人民群众；职工文艺创作鲜明的时代性，源自于它的人民性、群众性，也就应该具有广阔的市场。市工人文化宫在不同年代创作的如《骨肉》、《戴花要戴大红花》、《于无声处》、《红色康乃馨》等主旋律作品，所以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并广为流传，正是因为这些作品体现了那个时期人民群众的心声，人民群众也因此给了它们最大的文化市场。当然，鉴于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和大众的文化消费层次、审美情趣的不尽相同，我们不能判定有市场的作品即是好作品，但如果一部作为弘扬社会主义时代主旋律的文艺作品，却因为得不到人民群众喜爱、支持而失去市场的话，那么它肯定不是好作品，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旋律”！因此，文化宫的职工创作要重塑辉煌，我认为关键是要再续“为人民而歌、为群众而兴”的时代精神，眼睛向下，脚踏实地，潜心研究文化市场，研究民众的喜怒哀乐等，从选材、选题及思想、内容、艺术表现手法的诸多方面，寻找到主旋律作品与时代特征、文化市场的契合点，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情深意浓之中的思考

　　□史美俊

　　我和市宫话剧团的关系有点微妙，虽然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并且分享了“五一劳动奖状”和“全国先进集体”的荣耀，但是若论贡献我肯定排名靠后。值得提及的只有1989年我创作的《哦，经纬线》，该剧由市宫话剧团排练并且赴日本参加了神奈川国际演剧节的演出，在上海文化艺术节得了个似乎并不起眼的展演优秀奖。即使这样，对于市宫话剧团，我和兄弟姐妹们的情一样深，意一样浓。

　　我曾业余在市宫话剧创作班学习了8年，后来又在市宫文学电视部工作了9年，这一段经历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现在能成为东方广播电台的首席编辑，能成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会员，能成为国家一级编剧等等，都和市宫话剧团有密切的联系。在这个集体里，我得到曲信先老师关于剧本创作的悉心指导，我从苏乐慈老师导演的一个又一个剧目中感悟舞台艺术的独特魅力，我在和朋友之间的合作、争论、探讨中获得激励和灵感。我创作的大部分话剧、电视剧、电影、广播剧等作品，荣获的大部分全国、全市性的奖项，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

　　正是这种学习和锤炼，使我学会了观察、捕捉细节的能力，养成了在最高任务的统领下合理布局的习惯，明确了多元思维的重要性，掌握了实施设计方案的操作要素。这些本领帮助我迈过了沟沟坎坎，顺利地完成了各种任务。所以说，我对市宫话剧团贡献虽少但情深意浓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市宫话剧团的辉煌是由多种因素造就的，根据自己的经历，我只能从几个小小的角度对它的过去和将来作些浅显的思考。

　　30多年前，一群精力充沛，求知欲旺盛，内心躁动不安而又出路不多的年轻人，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这是一个“工人的学校和乐园”，这是一个当时极为难得的文化圣地。“小戏创作班”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我们，在辛苦的劳作之余，大家像飞蛾扑火一样，奋不顾身地希望一头撞开艺术殿堂的大门。30年过后，我们这个创作群体取得了出色的成绩，甚至成为上海的一种文化现象，备受各界关注。我想说的是，市宫话剧团的辉煌和我们这个群体有关，今天市宫话剧团的“式微”，也和我们这个群体有关。我们这群人年龄相近，经历相似，审美取向、价值观念等在一定程度上难免有“同质化”的倾向，这种同质化的叠加，削弱了创新能力。此其一。

　　其二，市宫话剧团有深深的“工人阶级”的烙印。从弘扬主旋律这个角度讲，市宫话剧团满怀深情地表现工人阶级的火热生活，塑造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她的功绩是载入史册的。但同时，由于肩负着这种特殊的使命，使得主创人员的眼界不够开阔，题材的选择有所局限，在处理主旋律与多样性的关系方面不能做到游刃有余。从市宫话剧团30年来创作的主要话剧的剧名上，也许能看出一些端倪。“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三，市宫话剧团没有能够很好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除了剧本创作的力量保存得相对好一点，导演的力量，演员的力量，舞美的力量等等，可以说后继乏人，更不要说新锐人才的引进了。另外，群众汇演的淡化，演出阵地的减少等等，使得市宫话剧团难现昔日辉煌。

　　说了以上这几句话，我一点儿也没有坐而论道的轻松随意感，反而觉得沉甸甸的。市宫话剧团的明天会怎样？仍然靠我们这些人来重振雄风？看来难了！

　　好在长江后浪推前浪，有上海市总工会领导的重视，有工人文化宫领导的倾心扶植，市宫话剧团一定会绽开出更加绚烂的花朵。

　　我想，经典的艺术作品应该是能够穿越时空的。今后，市宫话剧团一定会突破各个特定时期对作品的限制，创作出像《雷雨》、《红楼梦》、《罗马假日》、《巴黎圣母院》这样伟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