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一直是扎在中国人心中的一根刺，一遇天阴下雨，那伤口便会汩汩地流出血来。今年是个敏感的年份，既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也是中国抗战爆发及南京大屠杀70周年。报上说，温家宝总理于4月访日的行程中，将到日本东京的农家做客，并向日本赠送朱鹮，强调中日友好。各种信息都传递着不同的含义，在那些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心目中，对战争便有了这样的印象……

　　2007年1月15日（周一）

　　读大学的时候上《世界文明史》，谈到东西方差异。

　　笼统地说起来，西方传统是以《圣经》为源头的“罪感文化”，认为人生而有罪，然后花费一生的时间去理解和忏悔自己的罪名。所以德国人建立犹太人纪念碑、德国总理带头向犹太人下跪谢罪，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不需要太大的勇气，也不会觉得是一种耻辱；相反，他们把这种行为看作是自我净化和自我升华的一个必要的步骤。

　　而与之相对应的，东方传统则是以儒教为源头的“耻感文化”，所以要日本人认个错简直就是要他们的命。

　　但是，尽管有文化学的支持，我还是不能宽宥他们的行为。尤其是作为一国之首脑，是不应该被盲目的集体无意识牵着鼻子走的。如果由着性子玩弄历史和政治，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2007年1月20日（周六）

　　南京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之一。

　　去南京的最佳时间是梅雨季节。

　　高中的时候我去过一次南京，春雨连绵五月天。古城墙上有新发、但是已经颇为茁壮的绿芽。因为下雨，几乎没有什么游人，四下里有氤氲的雾气弥漫开来。偶尔有一两声鸟啼。绝对值得一去。

　　还有大屠杀纪念馆。整个纪念馆就建在原先的大屠杀遗址上，是半地下室的结构。进门之后，左手是一面巨大的玻璃墙，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掩埋在泥土里的人骨。玻璃墙的面积不到十平方米，散乱的人骨大约有二十具。那些骨头上都镀了一层薄薄的绿色，真的是“森森白骨”。

　　这只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中很小的一部分。官方的统计数字是三十万，而且是“下限”。纪念馆外有一面巨大的纪念墙，上面刻着据查有姓名的遇难者名字，上面有很多典型的中国名字。王阿狗———我想他的父母肯定觉得给孩子起一个“贱名”，会比较好养活。吴贵发———他的父亲也许是一个殷实的小店主，希望孩子能够子承父业，大富大贵。站在他们面前，很容易让人想到“殊途同归”这句话。

　　阿尔贝·加缪在《鼠疫》里说：“一个人的死亡只有在旁人在场的情况下才会得到重视，因此一亿具尸体分散在漫长的历史里，仅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

　　战争是一种现代型鼠疫，而加缪则是当代的拉封丹。和鼠疫一样，战争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尊严、梦想、欢乐，一切都被抹杀了。剩下的只有人们在面对死亡时的平等，而这种平等是谁都不想要的。

　　如果没有六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是平凡的中国老百姓，安静地过完自己平凡的一生。也许不怎么幸福，但也没有太多可抱怨的。但是，现在他们却以这样的方式被铭记在历史之中。我想，如果要这样被人记住，那也许还是忘却了比较好一些。问题是不可能忘掉。写到这里有点明白了鲁迅先生《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意思。

　　SARS过去了，鼠疫过去了，911过去了，战争过去了。但是加缪告诫我们：“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那么下一次，谁会是那三十万被不情愿地铭记在历史之中的人？

　　2007年2月3日（周六）

　　今天又看了《三毛从军记》。我将它称之为“中国电影史上的杰作”，迄今为止已经看了不下十遍，每一遍都觉得有新的收获。

　　比如说，有一个场景是一群衣冠楚楚的绅士围坐在一起。两名东洋女子推进一个大餐盒，打开，里面是一个中国地图形状的蛋糕。众绅士两眼放光，手握刀叉，跃跃欲试。一阵碗盏叮当声后，蛋糕被瓜分一空，众人大快朵颐，心满意足。其间穿插有黑白纪录片的战争场景，飞机盘旋，断垣残壁，坦克所到之处一片狼籍。其中有一个镜头，精瘦的老绅士切下一大块蛋糕放入口中，随后“扑”地吐出一枚枣核。下一个镜头紧切到战争场景，飞机轰鸣着投下炸弹数枚。真是绝妙的暗示和讽刺！

　　再比如说，三毛在战斗中立了功，被授予了一面“智勇双全“的锦旗，并得到了大人物的接见。记者要三毛拿着锦旗和大人物合影，但是三毛太矮了，锦旗拖到了地上。记者不断要三毛举高点、再举高点，最后三毛把锦旗举过了头顶。于是照片拍出来，大人物腆着肚子站着，旁边只有一面锦旗，上书“智勇双全”四个字，三毛呢？连个影子也看不见。

　　电影的最后有这样一段旁白：“大人物说道，我们要用无数无名的华盛顿，来造就一个有名的华盛顿；要用无数无名的岳伍穆，来造就一个中华民族的岳伍穆。”三毛知道，自己就是华盛顿就是岳伍穆。当然，是千千万万无名的，而已。

　　2007年2月10日（周六）

　　我印象比较深的战争题材影片还有《上甘岭》，里面有漂亮的女卫生兵和一只大苹果。那苹果班长不肯吃，大家谁都不肯吃，最后每人咬一口。虽然几天几夜没有喝过一口水，但是每个人都只咬了很小的一口。一圈传下来，苹果还剩下很多。这大概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有名的苹果了。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还在读小学，看完后几乎是条件反射地觉得口渴得不行。回到家里来不及放下书包，立刻倒了一大杯凉水。不能不喝。水杯很大，我人很小，一下喝完需要花点时间。父母还没有下班，安静的房间里只有大口吞咽凉水的声音。从来没有（那以后也没有）把一杯水喝得如此悲怆过。

　　2007年2月15日（周四）

　　现在电视里有很多纪念南京大屠杀的专题节目。今天，播出了一个有关日本细菌战大陆诉讼团的访谈节目。

　　对于王选我还是有一些印象的。当年她带着她的纪录片《满洲噩梦》(Nighmare in Mangolia)来复旦的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么有名。历史系的赵建明教授那时正在号召学生利用暑假和他一起去南京收集大屠杀证据。王选一拍桌子站起来，说赵教授太温顺恭良了。还说仅仅有证据是不够的，事实上，我们现在的证据太多了，但问题的关键是要让日本政府承认这些罪行，改变他们的认识和态度，唯一的途径就是诉讼，在国际法庭上寻求正义。

　　原话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但大致是这个意思。

　　那个节目在访谈的同时播放了他们走访细菌战受害者的一些录象和照片。有一次他们去采访一位老人，那个老人的右腿从小腿处都已经烂掉了，不停地往下滴血和白花花的脓水。他告诉记者，自己年轻的时候上山砍柴，只被树枝划破了一道很小的口子，第二天就开始感染，之后的六十年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他的腿前几天刚刚烂掉。记者问他，把烂掉的腿怎么处置了。他很漠然地说，扔到房后的茅坑里了。过了一个星期，记者再去的时候，人们说那个老人已经去世了。还有一位老人，每天要吃几十片止疼药，不然就难以入睡。由于药物的副作用，她的肠胃功能已经完全紊乱。每天要吃十几顿饭，整张脸都浮肿成了灰白色。在采访中，记者多次表示，细菌战的受害者正在不断地死去，再过若干年，将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用影像将它们保存下来。但是我想，如果真如王选所说，面对一个执迷不悟的政府和民族，即便是铁证如山也不能令他们悔改，那么再多的证据又有什么用呢？

　　令我十分震动的是，采访时，在那些老人的话语和表情中看不到任何的愤怒，只有漠然，似乎他们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究竟是六十年的折磨耗尽了他们的怨气，还是中国人一贯的“温顺恭良”在作祟？王选的诉讼仿佛与他们毫无关系，这委实是一个怪异的现象。也许它很好地代表了两代中国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如果是这样，我希望我们从此都不要再那样慷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