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的好，大家都看见了，所以前赴后继一茬接一茬地出去。可留学的苦，又有谁知道呢？

　　中国人到日本留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早在一百多年前，也就是慈禧和光绪闹家庭纠纷的时候，就有很多阿Q称之为“假洋鬼子”的人到这里来留学。那时候留学，可不像现在这么麻烦，也不需要什么签证，买张船票，脚一抬，就来了。觉着不舒服，一扭身，又回去了，真是随意得很呐。保皇党的二头头梁启超在给家里写平安信的时候就喜滋滋地说：“我在这里生活挺好的，拿了国费，随函附上大洋若干，给咱爸盖栋小楼。”看得出来，这些人在日本活得有滋有味。

　　而现在，时过境迁，先辈已竟的留学事业依然后继有人，但是早就没了这份自在和自由。先说来吧，每天头顶上往返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飞机不停地嗡嗡作响，但是想坐飞机往这头跑，没那么容易。左一道审查，右一道审查。虽然由商鞅发明的，出了事得背黑锅的担保人制度现在已经不那么强调了，但是缴给学校的学费，你少一分试试看。很多人东拼西借，等凑足了学费，风风光光地坐上飞机往这一落，才发现，来固不易，要回去，那可就更难喽。与学校的高桥老师闲谈的时候，我曾经把留学生的这份苦处告诉他，他可是大大地不明白：“怎么就难回去了呢?”不过我想，他要是听到何大壮的叫苦声和老百一口接一口的叹息声，就不会疑惑得瞪圆眼睛了。

　　何大壮是个好名字，听起来质朴。不过早些年那个美国的杀虫剂广告：“别忘了何大壮噢”，跟他可没有任何关系。小何来自大连郊区，家里承包着一个果树园，一年也有好几万的收入，生活应该还过得去。但是他的妈妈坚信在外国咋地都比在中国强，把几年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划拉一块，把个宝贝儿子送到了日本。

　　小何长得眉清目秀，可工却打得昏天瞎地的。又送报又背米，又拔萝卜又摘西瓜。钱是挣不少，但是私立大学的学费以及生活费就是紧勒在他脖子上的绳索，把他勒得面无血色。每当他送报，被摩托车摔得鼻青脸肿，想着回家了事的时候，电话的那一头，就会响起母亲关切的声音：“孩子，好好干，吃些苦算不了什么，以后就好了。”小何只好把苦水重新咽回肚子里去。但是小何虽然叫着苦，也明白，真的一走了事的话，这些年缴给语言学校和私立大学的钱算是白瞎了。用他的话说，我不能赔了啊。

　　老百的处境更是一言难尽，按理说胜利油田那个地方也不至于那么闭塞，但是他却是说尽好话，给了帮他办理留学手续的人十年才攒得起的钱作为操作费以后，好不容易才来到日本的。原以为日本就是一个大印钞厂，随手就能抽几张边脚料。等真的一个日本往他面前一放，他才明白，原来日本也有垃圾，也需要人去清理。原来日本也有盘子，也需要人去刷。可就是这种出尽死力的活，还要求爷爷告奶奶地才能获得。一直累到小腰直不起来的时候，一盘账，别说把来日本的那笔费用挣出来，就是应付每个月的生活费和学费，就让他左支右绌，又怎能不“叹罢落红怨流水”呢?那问他，你想不想回去啊?想啊，可我怎么也得把借朋友的钱给还了啊。那怎么办呢?只好慢慢待着了。

　　何大壮也罢，老百也罢，是小光棍和大光棍，虽然各有各的苦，但是基本上还比较单一，就是一个钱字。还有一些留学生，痛苦的层次自然要高一些，就是那些在日本已经留学很久、年纪不小的那一类。国家可以号召他们“缓结婚”，但是不能强迫他们“不称爸”呀。结果是，留学牵扯上了下一代，老的少的一起留。常说人五人六的，这里可是博五、博六的人满校园转悠。老千就是博六的，而他的儿子大一，每当留学生搞聚会的时候，就会父子齐上阵。一次，老千望着儿子对我说：“那是我儿子。小子想学李登辉、陈水扁，闹独立，结果搬出去没三个月，又吵着要统一，搬回来住了。”听得出来，老千表面上是在责备自己的孩子，内里还是挺自豪的，他一再主动要求留级，算是有了一个结果，用时下的话说，就是完成了新老交替。

　　但是还有更多的人却并没有老千那么幸运。老万也快跨入博六了，但是他的儿子才念初二。马上回国吧，这孩子就算是驼背摔跟头了，日语不行，中文也不行，两头没有着落。更让他烦心的是，这孩子低眉顺目的，在学校里老遭欺侮。一次学校的一个老师也不知道看他哪里不顺眼，一个巴掌扇过去，把他的小牙给揍掉半个。老万自然咽不下这口气，但是，这件事当地的电视台也报道了，学校对这位老师的处罚也宣布了，赔偿金也支付了，当事人也道歉了，还能怎么样呢?“以牙还牙”的话，并不配套，也无法弥补孩子肉体和心灵上所受到的创伤。眼见得自己都快熬到博六了，离孩子考大学的日子还遥遥无期，老万那个愁啊，下得了眉头，却常在心头。

　　想当年陶老夫子对“五斗米”的低薪不满的时候，还能说一声“田园将芜胡不归”，然后一甩手，坚决走人。而这些留学生，不见得就比陶老夫子迟钝，但是欲走还休，这其中的无奈啊，又怎一个愁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