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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巳生与上海民建 ──追寻早期民建企业界人物之五
2010年1月19日
 

文舟

    陈巳生同志是民建上海组织筹备委员之一,他的名字很早就出现在民建总会的档案中。当我们拂去岁月尘埃,翻开历史长卷,映入眼帘的是陈巳生多元的、色彩斑斓的人生。他既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又是一个坚定的民主战士。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他的事迹却鲜为人知。

    由学徒成为一名基督教徒

    陈巳生1892年6月17日生于海宁县城(现盐官镇),祖辈开染坊。父亲陈汝康(1865-1899)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光绪二十年赴京,任刑部候补主事。光绪二十四年中进士,复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翰林。

    甲午战败,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陈汝康作为举人,参加 “公车上书”,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数十人,加入了维新派的政治团体“强学会”,呼吁国人在民族危机之时维新变法。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他作为维新派的重要成员、翰林院翰林,参与了光绪帝的“百日维新”。九月“戊戌变法”失败,西太后下令大肆捕杀维新派,谭嗣同等慷慨就义,陈汝康遂潜回海宁躲避,继续宣传维新图存的思想。次年因肺病逝世。民初编修的《海宁州志稿》记陈汝康:“时国家毅然变法,汝康亟于仕进,巍然列名于‘强学会’,及下令捕党人,恐罹祸,遂南归,咯血卒。然海宁之谈新政者,要自汝康始。”

    因陈汝康常年旅京,幼年陈巳生的教育便由他的伯父陈汝桢照应,陈汝桢虽是本县的一位教书先生,但子侄们的学业则设家塾授之。陈巳生的启蒙老师是他们家的姻亲、日后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

    癸卯学制颁行,陈巳生进了本乡的公立学校,小学没有毕业,因家境清寒,被迫弃学。1908年,年仅16岁的陈巳生来到上海,在他一位表叔开设的同兴洋货号当学徒。据赵朴初先生1953年8月6日在陈巳生同志公祭大会中所述:“当学徒的时候,他上基督教青年会夜校读英文。他读英文的动机原为了他职业上的需要,但渐渐地增加了社会知识,他认识到洋货行业不过是贩卖洋货,替外国人发财,是不对的。虽然那时他已经满了师,可以拿高薪待遇,但他决心放弃这个行业,经父执张元济先生的介绍,重新到商务印书馆印刷工厂当学徒,学铜版印铸工作。在工厂两年,他参加并组织各种工人业余活动。在这期间,他受了青年会的影响,正式受洗,成为基督教徒。”

    游历美国,回国后从事工商业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争取陈巳生到青年会去工作,八年中由练习干事升到主任干事。接着就由基督教全国协会派他到郑州创办青年会,在那里任总干事七年。以后他就到欧美各国留学和游历。”赵朴初先生所说的“上海八年、郑州七年”,其间陈巳生在上海和郑州两地基督教青年会是同时任职的。陈巳生遗孀徐剑英生前曾留下一份材料:“1915-1927年,陈巳生受聘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1922-1929年,他被派到郑州基督教青年会任总干事。”可以看出1922-1927年他是身兼两职。

    因会务活动,陈巳生与驻豫的著名“基督将军”冯玉祥相识相交。1927年,经青年会全国委员会总干事余日章推荐,到欧美游历和留学。1930年获美国俄亥俄大学文凭。陈巳生家乡海宁刊登文章,说是他获得哈佛大学文凭,不知依据在哪?“俄亥俄大学肄业”是陈巳生自己在履历里填写的,应该不会错。

    回国后,陈巳生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助理总干事。1934年陈巳生经族亲介绍到上海平安轮船公司任副经理,进入工商界。

    掩护地下党的工商界人士

    陈巳生的血脉里既有读书“基因”,又有经商的遗传。进入工商界,他便以一贯的勤恳、认真的态度对待事业。平安轮船公司创办于宣统二年(1910年),起初叫平安轮船局,后改名为平安轮船公司。先后购置平安、新宝华、平阳、宝华、康泰、平文等轮船,行驶长江、沿海航线。陈巳生任职时,正值业务兴旺时期。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行驶于长江沿海的平阳、新宝华、宝华3轮相继被日军掳扣、沉失。陈巳生因不肯向敌伪登记,毅然脱离。

    1940年末,陈巳生应胡咏琪之邀,到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任副总经理。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有位谢寿天是中共地下党员,与陈巳生相处甚笃,经常一起参加社会活动。他们还同郑振铎、许广平、王任叔、雷洁琼、赵朴初等进步爱国人士聚餐。同时,陈巳生还参加工商界人士盛丕华、蒉延芳等组织的“星五聚餐会”,以聚餐为掩护,谈论国事。1940年,他参加了宪政促进会。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形势更加严峻,但经济却畸形发展,集聚在上海的社会游资急于寻找出路,美、英、法籍的保险公司都被日寇接管,而日资保险公司一时还替代不了它们。陈巳生、谢寿天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以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为基础,发起在沪华商各保险公司,组成了大安物产保险公司。1944年,陈巳生以大安保险公司名义投资关勒铭金笔厂,并担任总经理。他利用关勒铭金笔厂掩护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化名刘镜清)、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他俩分别担任该厂常务董事和职员。而陈巳生本人在社会上的形象,正如当年龙文书局编辑《上海百业人才小史》所述:“对推销术学验俱丰云”。外界对他印象完全是位有地位的工商界人士。

    派遣车队为反内战反饥饿游行队伍开道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阴谋发动内战。人民没能休养生息,又将卷入战争的旋涡。上海各界人民团体纷纷抗议,决定推派代表赴南京,向国、共和马歇尔三方面呼吁和平。代表团11位成员中有一位是陈巳生儿子,叫陈震中,是学生代表,圣约翰大学医科学生。

    6月23日,上海5万多(一说是10万)名群众,各界知名人士集会,集会后游行。当时游行队伍的开道车就是陈巳生派遣安通运输公司的汽车。安通运输公司开办是1945年的事,地下党出资大部分,陈巳生出资一部分,任总经理。安通运输公司除若干小拖轮、小铁驳外,还有十几辆汽车。当时赵朴初的华通运输公司也参与。因华通运输公司与安通运输公司同在一处办公,地点在广东路。集会游行的当天沿路散发的印刷品传单,也是由陈巳生投资的另一家公司,叫做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印刷的。

    当晚,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包围殴打达5个小时,马叙伦等4名代表受重伤,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周恩来闻讯后即与董必武、邓颖超到医院慰问,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参加请愿的民建成员有盛丕华和日后加入民建组织的蒉延芳。蒉延芳还将代表团请愿意见当面向蒋介石陈述。

    与民主建国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5年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时,陈巳生是发起人之一。在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签名录上,清晰地留下了他的名字,写在居中的位置,右起第14位。加入民进,为马叙伦介绍。后来他担任民主促进会全国委员会中央委员,民主促进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

    陈巳生是民建上海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填《入会志愿书》是54岁,上海习惯填虚岁,应该是1946年。当时住址在南黄陂路(今黄陂南路)恒庆里66号,电话是82390,职业是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他的入会介绍人是杨卫玉,另一位是王却尘。在民建中央宣传部编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史稿》第四章第二节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民建成立后不久,就推派常务理事杨卫玉赴上海发展会员。先后有盛丕华、张絅伯、包达三、陈巳生、徐永祚、沈子槎、盛康年、李正文、莫艺昌、潘公昭、陈维稷、朱德禽、周肇基、郝玲星、顾留馨、秦柳方、笪移今等加入民建。”这与陈巳生自己填写的内容是一致的。

    1946年1月10日,民建总会函请在沪理、监事推动上海会务工作。27日,在沪会员举行首次大会,盛丕华、王却尘、陈巳生、胡西园、杨卫玉等21人为上海分会筹备委员。从此,陈巳生与民建结下不解之缘,直至他生命的终结。上海解放后,民建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他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同时是组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1949年12月,施复亮离沪赴京,陈巳生接替任临工委的第三召集人,第一召集人为盛丕华,第二召集人为胡厥文。1953年3月,民建上海市分会成立,陈巳生当选副主任委员。

    抗美援朝,建议捐献飞机大炮

    抗美援朝运动已经载入史册,但有一个细节直至改革开放后才披露,即捐献飞机大炮是谁提出来的?1983年6月,陈沂同志在《文汇报》上撰文,追忆廖承志在抗美援朝中带领慰问团的往事:“1951年3月,廖公和我们在一起,同志愿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同志谈了好些问题,突出感到我们还没有打破美军的空中优势,我军还需要飞机、大炮。廖公和我们大家一起商量,特别是一起去的工商界的同志商量。我们回国后,是否可以开展一个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有我们慰问团的一位工商界同志,在彭总(德怀)为我们举行的宴会上提出。” 文章提到的工商界人士,即是陈巳生。当时,他担任华东抗美援朝总分会第二副主席,还任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华东暨上海慰问分团团长。他在朝鲜亲闻目睹中朝战士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情景,异常激动。在前沿阵地,即以上海工商界代表资格和民建会员的身份,向上海和全国各界人士发出捐献飞机大炮的倡议。由他首先提出的这个倡议,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和支持,后来成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布六一号召的一项重要内容。

    陈巳生还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一届常委和第二、三届委员。1953年8月3日因患肠癌离世,终年6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