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知道，虹口区东余杭路800号——澄衷高级中学旧址，曾走出一批又一批在中国近现代极富影响力的人物：蔡元培、丰子恺在这里任过教；竺可桢、胡适在这里读过书……然而，大家也许并不知晓，已走过两个甲子峥嵘岁月的澄衷中学，当年还有过无数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这其中，不得不提的便是1920年5月1日，在澄衷中学澄厅内举行的中国首次纪念“五一”劳动节集会。这场集会，不仅“大咖云集”，陈独秀、施存统、陈望道等纷纷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在这场集会上，中国工人阶级终于喊出了“劳工解放”的心声！

　　百年时光弹指间，澄衷中学一代代的师生仍为自己校园里发生过的那一幕感到自豪。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广粤路328号过渡校的澄衷高级中学，通过教职员工及学者的讲述，共同追忆中国工运史上不能被忘却的一天，一起回顾这片红色热土的前世今生。

　　培育进步思潮的热土

　　谈及当时为何会选择澄衷中学举行中国首次纪念“五一”劳动节集会，曾参与编写《诚朴是尚——从澄衷蒙学堂到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一书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叶舟教授坦言，澄衷中学办学理念，对进步思想的普及、传承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澄衷中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叶教授说。19世纪末前后，上海有不少学校设立，彼时一般分为两类，一类由传教士或外国侨民开办；一类则由中国人自己所办，澄衷蒙学堂正是由商人叶澄衷出资于1900年筹办的。因为是华商自办，迅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刘树屏、蔡元培、白作霖等名人更是首先参与到办学之中。“正是因为他们，才使得澄衷中学立身非凡起来。”叶教授表示。

　　而在学制设置、课程内容、教材编写等多方面，澄衷中学亦有诸多创新建树，叶教授边向记者展示珍贵照片边说：“为了体现办学特色，澄衷也编写了自己的教材，这就不得不提被胡适、茅盾、竺可桢等人认为是启蒙读物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该书通俗易懂，图文并茂，以全新的方式帮助学生识字，同时还充分吸收近代科技成果，普及科学知识，也让澄衷成为了许多人接纳新知与西学启蒙的起点。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胡适，尽管他在澄衷学堂读书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在这里，他接触到了不少风行当时的思想书籍，包括对他影响很大的梁启超的《新民说》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由此可见，澄衷可以说是社会转型时期上海新式学堂的典范，对新型知识分子、新式学生的培养成绩斐然。”叶教授说：“正是由于澄衷这样的教学理念，也使得在这里读书的学生，接受到了更多自由民权文化的思想宣传。”权威意识的动摇，对崛起的新式学生更快接受其后辛亥革命思潮，迅速地向革命队伍倾斜靠拢，也是极具价值意义的。

　　澄衷中学的发展与近代中国动荡的政局和困苦的历史紧密相连，在历史的洪流中，澄衷中学和澄衷学子亦无法“独善其身”、置身事外。叶教授说：“也许1920年5月1日，选择在澄衷中学举行第一次纪念“五一”劳动节集会，正是看中这一片培养进步思潮的热土。”

　　唤起中国工人的觉悟

　　1920年初，陈独秀带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约”从北京返回上海。经历过北京五四学生运动，陈独秀发现：“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六三大罢工”让他看到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因此，陈独秀一到上海便投身到工人运动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在题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时他更提出：“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

　　4月18日，在陈独秀等推动下，上海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的代表举行了联席会议，筹备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为了组织好这次纪念活动，会前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设立了专门的机构，陈独秀被推举为筹备纪念大会顾问，并在筹备会上演讲了劳工问题。根据陈独秀等的建议，集会名称为“世界劳动纪念大会”。会议决定，在5月1日，除了电灯、电车、自来水、电话、电报等公共事业，各业均须休息一日，并“通电全国”。29日，上海上述七个工界团体发表了《工界宣言》申明：“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因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点钟工制幸福的日子。我们纪念它的意思，第一是感谢各国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唤起中国工人的觉悟。”

　　集会地点曾数次更改

　　这样的纪念活动，自然让当时的北洋政府无比恐慌，他们随即密令上海军阀当局“严为禁止”，严禁工人群众开展此项活动。

　　然而，5月1日清晨，面对强占原南市区方斜路、大吉路处的上海公共体育场的荷枪实弹的军警，工人群众依旧不顾禁令，从四面八方赶来，至下午一时，已聚集5000多人。但上海公共体育场被封锁，纪念活动屡遭阻挠，大会无奈数次更改会场，最终移到了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的一片空地。下午三时，大会正式开始，在场数百人热情高涨，挥舞红旗，高声歌唱；一辆小推车被用作讲台，工人代表李恒林及学生和商界代表依次发表演讲。会上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各工业组织纯洁之工会”等要求，并通过了《答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对苏俄政府关于建立中苏友好关系的宣言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大会最后在“劳动神圣万岁”的口号声中落下帷幕。

　　会后还发表了抗议军警压迫的《上海工会宣言》，谴责反动当局勾结洋人破坏这次集会的暴行。

　　尽管陈独秀没能亲临老靶子路现场，但在5月1日这天，陈独秀仍然与施存统（劳动部原副部长）、陈望道一起参加了在澄衷中学举行的庆祝大会。据之后施存统1956年12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到，上海参加“五一”纪念活动的有五百人左右，多数是工人，也有学生和教员。“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是秘密集会，在澄衷中学澄厅内的活动内容，已经不可考了。”叶教授不无遗憾地说。

　　上海工人群众有组织地隆重举行“世界劳动纪念大会”，成为一个颇具特别意义的开端。叶教授说：“上海虹口、杨浦一带工厂林立，是上海产业工人工作生活的集聚地之一。澄衷中学地处虹口，往来方便、位置独特，加之具有一定知名度，人员频繁出入，信息灵通，经常会举办演说会，这些原因，想必也是陈独秀选择澄衷中学进行不对外纪念活动的原因之一。”叶教授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