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至2024年,75年风起云涌。
在中国工人运动惊涛拍岸的大合唱中,始终有着一个激昂、高亢、奋进的声音——那就是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从1925年到2024年,无论在民族存亡之秋、历史转折关头,还是在国家建设初期;无论在改革开放新阶段,还是在奔向“四个率先”“四个中心”的征途中,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流血牺牲,挺立中流,奋斗奉献,开拓创新,成为时代的主力军,奏响的时代最强音!
上海工人阶级,被邓小平誉为: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头羊。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本报从今天起推出“了不起的上海工人”系列报道。探寻从1949年百废待兴的艰苦奋斗,到2024年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中流砥柱,上海工人何以了不起,何以以坚强脊梁,不负时代,不负历史!
百废待兴
万吨重担万人挑
上海解放第四天,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之时,上海职工总数百余万人。1962年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全市职工达到233.33万人。
刚解放时,恢复经济过程中的上海面临许多困难。上海工人阶级自觉学习,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时代的不断变革中追随着理想。
读书,点亮了他们心中的明灯。从1958年的鲁迅奖章读书运动,到1959年的红旗读书运动,到1979年新长征读书活动,直到1982年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夜校的灯光亮了”,至今是人们嘴边描述读书热潮的经典语句。
而此刻的上海工人,在“中国制造”上首先表现出了其伟大精神,令中国、令世界震惊!
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职工广泛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推动生产迅速发展,1957年相比1952年,劳动生产率提高44.6%,工业总产值增长90.3%,提前一年零3个月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
全国销售的纱布、卷烟有三分之一是上海生产的,日用工业品有60%是上海生产的。“一五”计划期间,上海实现的利润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0%;5年内上海财政收入达177亿元,其中90%以上上缴国家,有力地支援了国家重点建设。
上海工人师傅手中,诞生了12000吨水压机、10万倍电子显微镜、滚珠轴承钢、25000千瓦汽轮发电机、2000匹重型柴油机和活性染料等重要产品……
这其中万吨水压机的诞生尤为值得记录和书写。
林宗棠,原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曾担任上海重型机器厂总设计师、总工程师。由他担任副总设计师制造的1.2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标志着中国重型机器制造业步入了新的水平。2021年,当时95岁的林宗堂到访上海电气,在多个场合提起还在运行的万吨水压机,回忆与工人师傅们一起攻坚克难,一同创造的奇迹,骄傲与自豪溢于言表:“今天,这台水压机还在为国出力,当年数万名员工齐心协力,‘万吨重担万人挑,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也得到了传承与发展。”
乘风破浪
西方有的我们也有了
新中国的第一代工人在当时屡创奇迹、屡创纪录。回忆那段峥嵘岁月,我国几乎每一项重大的进口替代工程无不闪耀着上海工人智慧的光芒。几乎全国所有在建的重点工程中,都挥洒着上海职工的劳动汗水。
1951年,上海成功试产第一支国产青霉素。1953年5月,我国第一家生产抗生素药品的工厂——上海第三制药厂应运而生。
原上海第三制药厂工会主席陈广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独家透露了他在撰写厂史时和前辈开拓者们的对话内容。这些对话拨开历史迷雾,还原了获得“第一”的艰辛和困苦。
童村,中国著名的医学家、微生物学家、抗生素学家,全程参与青霉素的研发以及上海第三制药厂的建立,曾担任第三制药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在陈广进为留下珍贵的口述材料,前往童老家中,记录下老人回忆的当年相关细节。
和童村的那次访谈,陈广进是为了求证一件事:1953年,三厂成功批量生产青霉素,童村要将这个好消息上报中央。当时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查不到详细的记录。陈广进坐在童村的面前诚恳地发问,彼时已78岁的童村清晰有力地回答:“我当时热泪盈眶的,和领导汇报时讲,我们终于洗刷了中国不能生产青霉素的耻辱!”童村的语气逐渐昂扬起来,“此前和美方有过谈判,对方条件苛刻,提出利润对半分。当时美方有代表就说,中国能生产青霉素的人,还没有出生。”
1958年,原上海汽车装配厂成功试制出上海第一辆轿车——凤凰牌轿车,开创了上海轿车制造的历史,这是上海汽车工业发展在轿车整车试制工作中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原上海汽车装配厂生产调度员夏传蔚回首当年4个月造车过程谈到,当时工人们一没有图纸,二没有原材料分析,更谈不上有模具设备,全凭经验摸索。工人们把进口轿车摆在车间里,照着实物,用粉笔在地上勾画出大样,用榔头一锤一锤敲打金属板。车顶的复杂曲线,需要师傅们手工敲打上数十万次,车门的边框则是用方钢手工一点点弯成。每一锤、每一声都是他们用汗水和信念击打出的胜利音符。
这辆银绿色的轿车不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是工人们拼搏精神的象征。作为中国首批自主试制的轿车之一,凤凰牌轿车开启了上海汽车工业的新篇章。1958年国庆节,第一辆凤凰牌轿车开到人民广场献礼,夏传蔚回到家里,还沉浸在万人欢呼的热烈气氛中,难以平复心情。从来不懂诗更不会写诗的他,居然提笔写下了一首小诗:装配厂里造轿车,轿车取名叫凤凰,凤凰乃是鸟中王,轿车造得真辉煌。汽车工业大跃进,“东风”“红旗”早诞生,“凤凰”今天又出世,一飞冲天有干劲。这首题为《凤凰轿车出世了》的小诗,后来刊登在这一年10月8日的《新民晚报》上,这天的报纸在厂里被竞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以上海技术支援全国
在查阅资料时,记者注意到一个数据,从1953年到1956年,上海支援内地和重点工程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政工干部就已经到达了21万人。
此后的数十年里,上海的工人不断支援全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支援外地建设40万人。同期,代外地培训18万名初级技术工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作为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既参加了“大三线”建设,又进行了“小三线”建设。
上海大学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系教授徐有威介绍:“那些年间,一批又一批上海工厂、科研单位、高校的干部职工和技术人员毅然放弃优渥的生活,扎根深山峡谷开山炸石、架桥修路、建造厂房,为新中国的建设付出了青春和汗水。同时也把上海情结带到了艰苦的环境里,亲切地称那里是‘深山里的外滩’”。
徐有威表示,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政治风云突变,新中国面临外部巨大威胁。“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在20世纪60年代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大三线”是国家投资的“三线”建设项目,而“小三线”则是地方自己投资的军工单位及其配套生产单位。自国家发出“三线”建设号召后,地处沿海,又是新中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积极响应,派出了一批又一批工人支援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1965年开始,在安徽南部山区和浙江西部山区等地选址筹建,至1988年调整结束。上海“小三线”是以生产常规兵器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也是全国各省市“小三线建设”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
从2009年起,徐有威对“小三线”建设相关史料进行了大量整理发掘工作。“比如地处皖南地区的宁国,其工业崛起的历程,就与上海‘小三线’建设密不可分。1965年起,上海‘小三线’陆续进驻宁国,在‘小三线’的带动和支持下,宁国得到了快速发展,还形成了运输、建筑、邮电、商品流通、餐饮服务等行业产业链,促使宁国工业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
徐有威说,上海“小三线”奠定了皖南地区现代工业的基础,孕育了我国最早的“城镇化”建设的雏形。上海“三线”建设历时24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