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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第一次喊出“劳工解放”的心声

  许多人都知道,虹口区东余杭路800号——澄衷高级中学旧址,曾走出一批又一批在中国近现代极富影响力的人物:蔡元培、丰子恺在这里任过教;竺可桢、胡适在这里读过书……然而,大家也许并不知晓,已走过两个甲子峥嵘岁月的澄衷中学,当年还有过无数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这其中,不得不提的便是1920年5月1日,在澄衷中学澄厅内举行的中国首次纪念“五一”劳动节集会。这场集会,不仅“大咖云集”,陈独秀、施存统、陈望道等纷纷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在这场集会上,中国工人阶级终于喊出了“劳工解放”的心声!

  百年时光弹指间,澄衷中学一代代的师生仍为自己校园里发生过的那一幕感到自豪。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广粤路328号过渡校的澄衷高级中学,通过教职员工及学者的讲述,共同追忆中国工运史上不能被忘却的一天,一起回顾这片红色热土的前世今生。

  培育进步思潮的热土

  谈及当时为何会选择澄衷中学举行中国首次纪念“五一”劳动节集会,曾参与编写《诚朴是尚——从澄衷蒙学堂到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一书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叶舟教授坦言,澄衷中学办学理念,对进步思想的普及、传承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澄衷中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叶教授说。19世纪末前后,上海有不少学校设立,彼时一般分为两类,一类由传教士或外国侨民开办;一类则由中国人自己所办,澄衷蒙学堂正是由商人叶澄衷出资于1900年筹办的。因为是华商自办,迅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刘树屏、蔡元培、白作霖等名人更是首先参与到办学之中。“正是因为他们,才使得澄衷中学立身非凡起来。”叶教授表示。

  而在学制设置、课程内容、教材编写等多方面,澄衷中学亦有诸多创新建树,叶教授边向记者展示珍贵照片边说:“为了体现办学特色,澄衷也编写了自己的教材,这就不得不提被胡适、茅盾、竺可桢等人认为是启蒙读物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该书通俗易懂,图文并茂,以全新的方式帮助学生识字,同时还充分吸收近代科技成果,普及科学知识,也让澄衷成为了许多人接纳新知与西学启蒙的起点。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胡适,尽管他在澄衷学堂读书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在这里,他接触到了不少风行当时的思想书籍,包括对他影响很大的梁启超的《新民说》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由此可见,澄衷可以说是社会转型时期上海新式学堂的典范,对新型知识分子、新式学生的培养成绩斐然。”叶教授说:“正是由于澄衷这样的教学理念,也使得在这里读书的学生,接受到了更多自由民权文化的思想宣传。”权威意识的动摇,对崛起的新式学生更快接受其后辛亥革命思潮,迅速地向革命队伍倾斜靠拢,也是极具价值意义的。

  澄衷中学的发展与近代中国动荡的政局和困苦的历史紧密相连,在历史的洪流中,澄衷中学和澄衷学子亦无法“独善其身”、置身事外。叶教授说:“也许1920年5月1日,选择在澄衷中学举行第一次纪念“五一”劳动节集会,正是看中这一片培养进步思潮的热土。”

  唤起中国工人的觉悟

  1920年初,陈独秀带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约”从北京返回上海。经历过北京五四学生运动,陈独秀发现:“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六三大罢工”让他看到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因此,陈独秀一到上海便投身到工人运动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在题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时他更提出:“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

  4月18日,在陈独秀等推动下,上海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的代表举行了联席会议,筹备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为了组织好这次纪念活动,会前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设立了专门的机构,陈独秀被推举为筹备纪念大会顾问,并在筹备会上演讲了劳工问题。根据陈独秀等的建议,集会名称为“世界劳动纪念大会”。会议决定,在5月1日,除了电灯、电车、自来水、电话、电报等公共事业,各业均须休息一日,并“通电全国”。29日,上海上述七个工界团体发表了《工界宣言》申明:“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因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点钟工制幸福的日子。我们纪念它的意思,第一是感谢各国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唤起中国工人的觉悟。”

  集会地点曾数次更改

  这样的纪念活动,自然让当时的北洋政府无比恐慌,他们随即密令上海军阀当局“严为禁止”,严禁工人群众开展此项活动。

  然而,5月1日清晨,面对强占原南市区方斜路、大吉路处的上海公共体育场的荷枪实弹的军警,工人群众依旧不顾禁令,从四面八方赶来,至下午一时,已聚集5000多人。但上海公共体育场被封锁,纪念活动屡遭阻挠,大会无奈数次更改会场,最终移到了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的一片空地。下午三时,大会正式开始,在场数百人热情高涨,挥舞红旗,高声歌唱;一辆小推车被用作讲台,工人代表李恒林及学生和商界代表依次发表演讲。会上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各工业组织纯洁之工会”等要求,并通过了《答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对苏俄政府关于建立中苏友好关系的宣言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大会最后在“劳动神圣万岁”的口号声中落下帷幕。

  会后还发表了抗议军警压迫的《上海工会宣言》,谴责反动当局勾结洋人破坏这次集会的暴行。

  尽管陈独秀没能亲临老靶子路现场,但在5月1日这天,陈独秀仍然与施存统(劳动部原副部长)、陈望道一起参加了在澄衷中学举行的庆祝大会。据之后施存统1956年12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到,上海参加“五一”纪念活动的有五百人左右,多数是工人,也有学生和教员。“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是秘密集会,在澄衷中学澄厅内的活动内容,已经不可考了。”叶教授不无遗憾地说。

  上海工人群众有组织地隆重举行“世界劳动纪念大会”,成为一个颇具特别意义的开端。叶教授说:“上海虹口、杨浦一带工厂林立,是上海产业工人工作生活的集聚地之一。澄衷中学地处虹口,往来方便、位置独特,加之具有一定知名度,人员频繁出入,信息灵通,经常会举办演说会,这些原因,想必也是陈独秀选择澄衷中学进行不对外纪念活动的原因之一。”叶教授告诉记者。

 来源:劳动报  作者:记者李佳敏 摄影贡俊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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